邻国马来西亚槟城州政府,有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申请将槟城小贩文化,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槟州议员杨顺兴指出,已致函国家遗产局及旅游部,要求当局与我国一同联合提名”马国及新加坡小贩文化“。 “槟州政府希望国家遗产局与新加坡联合提名,因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规定,只有通过该组织遴选委员会的会员国,才能进行有关的提名。“杨顺兴亦说道。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2018年8月宣布,将申请“小贩文化”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然而,邻国的部分网民却认为,东南亚各国多半皆有小贩文化,除大马与新加坡外,诸如台湾夜市、香港大排档,以及印尼等地,都有不同型式的摊贩文化,故新加坡的小贩中心并非独一无二。 杨顺兴也指出,“槟州小贩文化比新加坡小贩文化更具特色,因为除了小贩中心,我们依旧还有路边摊。 “ 另一当地议员李凯伦,则担心马国在提名事宜上仍原地踏步,不够主动,或导致新加坡的小贩文化率先被承认。 目前我国为“新加坡小贩文化”申遗设立投票网站,获逾八万网民点击支持。
自《防止网络假信息和网络操纵法案》(POFMA)于4月1日提呈国会,引起各界人士声讨与议论,不少维权团体纷纷促请政府再三检讨相关法案,并且呼吁政府修订甚至是撤回相关法案。 其中,亚洲人权与发展论坛 (FORUM-ASIA)与世界公民参与联盟(CIVICUS)随即于4月2日联合发出声明。其重点为检讨该法案内容,认为“政府向本已受严密监控言论的社会大众丢出烟雾弹,以此抑制自由言论与异议。” 他们亦强调,该法案提供当局定义和裁定何谓“真伪消息”的权力,可能会剥削维权人士与团体进行网络评论的权利,并不符合人权法中言论自由的标准。 FORUM-ASIA和CIVICUS致力于保护与加强所有人权,包括发展权,加強全世界公民行动和公民社会的国际非营利组织。 各界对POFMA影响表关注 与此同时,亚洲互联网联盟(AIC)也发出文告说明,相关法律将赋予新加坡政府绝对的酌情权来判定真假消息。AIC表示,该项法案影响深远,政府过度介入已侵犯新加坡人民的自由言论权,必会对新加坡与国际关系带来严重影响。 虽然AIC对政府保护社会和谐、完整性与政治进程的目的表示支持,但对于“缺乏向公众,尤其是各方利益攸关者如企业、媒体、民间团体、种族与国际征询意见”而感到相当失望。 因此,该协会也表明立场,认为《防假消息法》的首要解决方案不应是对付细微差别和复杂的课题。 AIC也指出会积极与政府沟通来处理所谓的“错误信息”,同时也希望此法案不会对公共辩论与公开交流带来影响。 AIC是由互联网与技术公司组成的行业协会,协会成员含苹果、脸书、谷歌、智游网(Expedia group)、亚马逊、LINE、乐天、Airbnb、推特、雅虎以及繽客(Booking.com)。 独立文学出版商《社会思潮出版社》(Ethos Books)同声呼吁,“对整体法案的看法有所保留”,认为基于《防假消息法》,将赋予当局或执政人员权力去判断“不利和假消息”。文中指出,任何部长允许以“矫正错误”的原则,强制改正或禁止个人、企业或是网络上所发表的言论。 “更严厉监控” 然而,法案内并没有明确指引执政人员何为真假消息,亦无任何相关单位来判断消息的正确性。这很可能会默许部长以“假消息”的名义,禁止或“修正”部分不利于政府的异议与言论。 Ethos Books说明,真相往往是多元的,而该法案的推出,只会对存在对立立场的艺术与文化交流,造成更严厉的监控。 Ethos Books在文中更是强调其带来的后果,说明鉴于此项法案的原则,无论他所发表的言论是否真实,都将可能使个人受挫,同时也会对艺术工作实行严格审查。 国内外新闻媒体人吁成立独立审查机关,撤销过大权力 除上述民间团体对法案的呼吁,不少新闻媒体从业者也在4月18日提呈相关声明。他们均表示对于《防假消息法》非常失望,尤其是给予应属被动参与者的政府相对的权力打击假消息,打击媒体。 另外,文告内表示在该法案中并没有充分考虑到“事实的陈述”与“歪曲事实的造谣”,其中的细微差别,显示已侵犯自由言论权。 他们也基于《防假消息法》的内容提出相关建议,为能完善该项法案,首要对付假消息的原则应是将新闻媒体视为合作伙伴而非敌人。 接下来则是倘若《防假消息法》开始实施,应撤销政府过多的行政权,才能及时与新闻媒体沟通,建立密切关系来对付假消息。如同其他媒体从业者所说,他们亦重申应成立独立审查机关来判定真假消息。 另一方面,国际法律家委员会(ICJ)也强调于《防假消息法》所定义的假消息站在国际法律标准上是即“模糊”,也“不一致”。ICJ阐明,该法案的立场代表着掌权者能操弄权力来缩减一些重要课题的公共讨论空间,包括对政府的公开评论。 ICJ相信交换意见、有争议的评论以及自由获取信息是促使社会发展的要素之一,所以需确保言论的透明度、问责制和在重要课题上促成知情辩论。...
据英文媒体《海峡时报》报导,一项意见调查显示,四名失智症患者当中,有三名以上会感到被遗弃、孤单、羞愧和缺乏竞争力。 而让失智症患者产生负面情绪的主要原因,国人对失智症的不了解,产生刻板印象。 此项意见调查是由新加坡管理大学与新加坡阿兹海默症协会携手合作,于今年初开展,为期5周,邀请逾5600国人参与,其中包括失智症患者、看护者和一般民众。这是首个针对失智症开展的全国意见调查。 当中有32位患有失智症、1156名照顾者及4491名与失智症没有关联的普通民众。 国人对失智症的偏见颇深 研究显示,有30巴仙的照顾者对当众照顾失智症患者而感到难为情;56巴仙的受调者则认为失智症患者缺乏竞争力;不过也有90巴仙的人不认同失智症患者缺乏竞争力的观点。 研究也针对不同族群对失智症的刻板印象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家中无失智症相关的病人或对不从事相关行业的人,对失智症的有着最深的刻板印象。 其中,男性对失智症的刻板印象高于女性;而70岁以上的人存在较高的偏见;再来21岁到39岁的人,最后才是40岁到69岁的人。 为此,新加坡阿兹海默症协会执行董事Jason Foo认为:“研究证明刻板印象的存在一直都影响失智症患者与其家属的生活品质,故我们都应该要学习用正确的语言来表达,对失智症患者与家属提供更高的同理心,创造友善空间给失智症患者使失智症患者能够融入社区中。” 有超过57巴仙的民众对失智症的了解不足,至于他们在接触失智症患者是感到困惑;而近44巴仙的民众则对无法提供失智症任何帮助而感气馁;73巴仙的人认为他们仍有享受生活的权利,所以应改善失智症患者的生活品质。 “我们应努力改善失智症的刻板印象,他们仍可享有良好的生活品质,故应将焦点放在他们的能力而非不足之处。”Foo说道。 提升对失智症教育 失智症是因智能有障碍与減退,严重影响日常生活及工作情況。其所呈現之症狀为记忆力減退,判断力、抽象思考能力以及其他腦部機能均呈高度失常,至于行为及性格产生變化,其中以阿兹海默症最为常见的类型。 据新加坡心理健康学院(IMH)官方统计,60岁以上的群体中,10位就有一位患有失智症,而我国目前估计有逾8万案例,该项数据将逐年提升,预计在2030年会达14万。 研究结果也进一步证实国人需要提升对失智症的察觉与教育。 新大教授认为:“这项调查使我们体悟到,失智症课题虽是现今社会面临的社会课题,但国人却对失智症的了解匮乏,我和我的学生非常荣幸能够和阿兹海默症协会进行研究,提供民众深入了解、激发改变的潜能。
国立大学偷拍风波因受害者马芸公开而曝光,引起各界义愤。根据该校一个学生群组公开的一份校内清单,展示国大从2015-2018年的校内违规和纪律惩处记录,显示其中有超过20起涉及偷窥、非礼等纪律。 该校一个学生群组“国大学生联合”(NUSSU – NUS Students United Facebook page),在本月20日于脸书专页公布一份清单,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纪律委员会2015年至2018年的听证报告。 去年11月,23岁受害者马芸在校园宿舍洗澡时,遭到一名24岁男同学偷拍。但是有关涉事学生仅被给予12个月的有条件警告。马芸曾表示,自己因涉事者的行为陷入痛苦,无法接受他的惩罚这么轻,对方就好像发生事都没发生一样,继续生活。最终致使马芸选择在社交媒体公开,希望能警惕他人。 国大在事件曝光后,随即在官网公布,将设立检讨委员会,来审视与制定新的规章制度。 停学、踢出宿舍、强制辅导、罚款和道歉 本社简略整理国大学生群组公开的校内纪律记录,其中可见该校处分的纪律案例中,其中就有超过20起涉及非礼,违规行为类型包括男女性被偷拍、跟踪、偷窥、擅自闯入女性宿舍、猥亵、偷女性内衣物及触摸大腿与臀部等。 自2015-2016学年起,就发生了8起非礼案件。其中包含了擅自闯入女性宿舍、偷窥或偷拍女性洗澡、偷拍孩童如厕、偷拍男性洗澡及偷拍裙底风光并将其上传至色情网站。此外,也有一起性骚扰与三件偷女性内衣物的违规行为。 非礼案件的处置方式均以停学一到两学期、禁止加害者出入宿舍、强制参加辅导课程和心理评估、罚款、社会服务、警方介入调查、有条件警告以及向受害者发出道歉信的手法协调。其中仅有一起案件被判监刑。 而自2016-2017学年,另有八起非礼案件。其中一名跟踪与非礼女性的同学被惩处监督缓刑、150小时的社会服务及停学一学期。 其中有两名偷拍女性裙底的学生,则分别被罚10天与18个月监督缓刑。 而较为严重的性骚扰案件如:多次以色情信息骚扰女同学并分享偷拍照片、偷内衣物,则通报警方进行处置。 屡偷窥再犯非礼被开除,上诉有精神失常获恢复学位 一名在2015/16学年,多次偷窥女学生如厕的学生,被警方给予12个月有条件警告。但是在16-17学年,却再犯非礼女生而被开除。但后来经上诉得直,记录上诉委会考量涉事者精神失常,恢复他的学位,惟让他延毕长达18个月和强制接受精神治疗。 在2017-2018学年,四起非礼案件也记录在案。一名学生被控在德士中触摸女同学臀部,但因证据不足而无法起诉;另有学生趁女同学在宿舍睡觉时,触摸其大腿,采取停学处分。其余两起案件则涉及偷拍洗澡和裙底风光。 同年,三起男性被偷拍事件也记录在案,而同样以停学、禁止出入宿舍、社会服务、道歉信等进行处分。部分加害者则强制参加矫正课程。 ...
自5月6日起,位于中央高速公路(CTE)南行前往布莱德路(Braddell road),与德福天橋(Defu flyover)前往加冷–巴耶利峇高速公路(KPE)两条路段的收费站,将需支付更高费用。 该公告在陆路交通管理局(LTA)对道路和高速公路交通状況进行季度审查之后,于4月2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明。 从早上8点30分至9点,,摩托驾驶者在中央高速公路南行前往布莱德路需支付二新元。 而在早上8点至9点,由德福天桥前往加冷–巴耶利峇高速公路的驾驶者则需支四元。 该局表示,ERP费率的下一次审查将于5月举行,用于6月的学校假期。
一名28岁银行公关经理,因涉嫌多次偷拍女性裙底风光,被控5项侮辱女性尊严并认罪,经4月29日法院裁定罪成,需服刑12周的监刑,5月2日起执行。 据《雅虎新闻》(Yahoo News)报道,男子黄伟明(译音),于2015年3月30日在巴西班让路,涉偷拍女性裙底而遭当场抓获。 经调查,男子共拍摄了95份猥亵视频并将其存入手机、平板、电脑和外接硬碟,其中有21份是偷拍裙底风光视频,且偷拍地点分布多处,包括新加坡管理学院在金文泰路的校园、港湾地铁站的电动扶梯、莱佛士坊的大华银行大厦、中峇鲁地铁站等。个别视频长度约10-16秒左右。他也涉嫌在公共巴士中偷拍女性裙底。 而在2015年3月30日,男子在亚历山德拉零售中心(Alexandra Retail Centre)前往丰树商业城(Mapletree Business City )的楼梯中偷拍女性,而遭现场捕获。 目击者发现男子将他的手机对著身穿裙子的女性下,赶紧抓住男子手臂并要求他将手机交出。其后,目击者在手机内发现长达4秒的偷拍视频,立即报警处理。 男子也涉嫌犯下16项同等罪行和一项暴露下体罪,法院审理期间,亦将其余17项控状一并纳入考量。 法院将对个别罪状,依侮辱女性尊严罪与猥亵罪起诉男子,或遭判处一年以上有期徒刑及两万罚金。
2014年的雨伞革命“占中九子”戴耀庭、陈健民、朱耀明、黄浩铭、張秀贤等人(统称占中九子案),因分别占领中环、金钟、尖沙咀等主要地段,争取普选特首等訴求,日前被裁定“公众防扰”罪名成立。 根据法新社和港媒报导,其中港大副教授戴耀廷、陈健民两罪分別判16个月、八个月监禁,同期執行;社会工作者邵家臻、黃浩铭各判八个月监禁,同期執行;牧师朱耀明、時任学联常務秘书长钟耀华、前香港立法会议员李永达则获判缓刑,無需入狱;中大學生會前會長張秀贤被判200小時社会服務令;律师陈淑庄则因健康因素将刑期押后。 宣判后,占中支持者到法院外对着被带离法院的四位领导人大喊“加油”,情绪高涨。 法院亦裁定2014年的示威运动并不在香港言论自由的保障下,因为其示威行动已经侵犯他人的权利。 宣判判决时,法官认为被告者对公众所引起不便与痛苦是毫无悔意,强调道歉是必要的但却未曾获得被告者的致歉。 香港民主发展陷入困境 本次的判决也意味着香港社运与民主发展已然陷入困境。而2014年长达79天的示威运动显示香港人民对领导者的不满与愤怒,尤其是香港的青年人的觉醒。 香港自1997年以来,实行一国两制的政策,虽说維持原有的立法权、行政、独立司法权和终审权,但香港居民仍无资格参与选举,以此抑制了其投票自由权,进而引发愤怒,促使了示威运动的形成。 黄浩铭表示“我们会为民权主义争取到底,永不改变。”。陈淑庄则对着支持者喊道:“我希望香港人民不要失去希望、不要害怕后悔而退缩。” 忧判决“杀鸡儆猴” 香港与中国政府为此控诉,必需对占领主要地段多日而引起各方不便的示威者予以处置。 但维权团体与社会工作者则反驳政府提出公众防扰的控诉理由,措辞含糊,且处以基本法(common law)中最高刑罚,是对付言论自由的“新伎俩”与“非常阴险的打击”。 “此等重罚是想对长期推动民权主义的维权人士产生寒蝉效应。”国际组织中国部资深研究员王松莲表示。 国际特赦组织将四名被监禁的示威运动领导者誉为“良心犯”(prisoners of conscience),而本次判决也开启了同类事件的危险先例,可能会受影响。 “良心犯”(prisoners of conscience)是公元1960年代初人权组织国际特赦组织创造的名词,系指在没有做出国际人权组织所认定的犯罪行为,却因种族、宗教、肤色、语言、性取向、以及信仰等问题而被拘禁。 美国驻港大使馆表示关切香港政府对占中事件的指控;而英国驻港大使馆亦发表对此“表达深度关切”,因为这会阻碍香港人民未来参与和平抗议的走向。 历时79天的雨伞运动(占领中环)为香港史上其中一项最重要事件,以争取普选特首等诉求,提出公民抗民为手段,占领香港金融区主要交通要道,能够公平实践“投票权” 、“参选权”和“提名权”的行政长官和立法会普选。 许多示威者以黄色雨伞来阻挡警方所使用的胡椒喷雾、催泪弹与警棍,故将称之为”雨伞革命”。
联合国言论自由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凯伊(David Kaye)日前发表声明,促请新加坡政府撤回《防止网络假信息和网络操纵法案》(POFMA),并应予以立法机关与公众更充足讨论空间,确保法案符合国际人权法。 凯伊在上周三(24日)向我国总理李显龙致函一则措辞强烈的声明,抨击《防假信息法》不仅对“真伪消息”拥有绝对的酌情权,也成为政府打击言论自由的基本依据,构成自由言论的阻碍,尤其是公共辩论、政策批判及持不同政见之言论。 凯伊表示,他在法案中发现疑惑之处,例如:任何部长及相关执法人员将获赋予权力,可以裁定何谓“虚假陈述“。这也会促使他们滥用该权力来抑制、审查及惩罚网上言论,限制言论自由。 “我在担任特别报告员期间,曾目睹有者利用法律来对付“假消息“的案例。通常用以对付新闻记者、维权人士等人,而这样的法律也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凯伊强调。 打击假消息予以重罚,无疑削弱公众对政府的信心 我国政府与4月1日向国会提呈《防假信息法》,并预计在下月初进行二读辩论。 该法第二条第一项,任何陈述如果“部分和全篇”被指“虚假、误导性”,可以被认定为假消息。凯伊认为部长甚至只需取文章段落,要求将之更正或删除。 凯伊也批评,基本上,该法案并未提供总理或执法者,清楚的方向来如何断定消息的真伪,已偏离国际人权法中对信息清晰度与可预测性的标准。 他还说,政府以刑事罪定义网络假消息,而以上说法已赋予部长或执法者强制更正或撤下部分或全部内容的权力,限制网络消息的散播,无疑是削弱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严苛刑罚产生寒蝉效应 严苛罚款或刑罚等不正当的处置,也可能会不当地扼杀了新闻记者、维权人士,政治评论者及在野党的言论自由,增加审查、寒蝉效应的影响。 同时,政府自身不应成为合法言论的仲裁者,而应交由司法机构审理。 凯伊也呼吁,为公平起见,应成立独立与中立的单位,并遵循正当与合法程序来打击和限制假消息。 https://twitter.com/davidakaye/status/1121797978644029441?ref_src=twsrc%5Etfw
邻国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安华(Dato’ Seri Anwar bin Ibrahim) 认为,社交媒体是公共討论、针砭时弊的最佳平台,政府不应多加管控。 根据邻国《东方日报》报道,安华在“2019年社交媒体週”致辞时,认为掌权者不应阻挠社交媒体上的言论自由。 安华曾是烈火莫熄运动的精神领袖,如今也是波德申国会议员。 “为推动国家进步,社媒上的討论与批判声音有存在必要,这是言论自由的体现,政府或掌权者不应阻挠。”他说道。 社交媒体旨在监督当朝政府 安华强调,社交媒体的角色,不是当权者的传声筒,旨在监督当朝政府,理应对监督政治人物是否随着人民意愿执政。 他表示前朝政府试图以法限制社交媒体的言论自由,这是错误的示范。他还说:“只有贪腐及丑闻缠身的政府,才会想方设法干预社媒,因为他们倍感恐惧。“ “庆幸的是,前朝政府只控制得了主流媒体,无法管控社媒,人民才能了解许多真相。”他感慨说道。 发文前需三思而后行 不过他也提醒人民在使用社交媒体时,需要三思而后行,发文前多想想是否有违社会正义、人道精神等,避免散播仇恨言论。 安华引述日前纽西兰基督城枪击案与斯里兰卡连环爆炸案,当如同美国言论自由过高,仇恨言论就会四处流窜。 他随后也在推特(Twitter)上发帖,说明应有法律清楚规定确保社交媒体不煽动暴力与仇恨言论。 However we must have provisions & laws to ensure...
27名国内外知名媒体人,包括《砂拉越報告》主编克莱尔与《新叙事》(NewNaratif)总编辑韓俐穎,发表联合声明,质疑我国政府推行的《防假消息法》,反而会阻碍媒体人追寻事实真相。与其一味通过“恶法”,倒不如用真诚有理据的交流讨论,来打击假新闻。 《防止网络假消息籍网络操纵法》在本月1日提呈国会一读。在本月19日,本地已有一群本土主流和网络媒体人,担忧新法将进一步侵害言论自由,打击媒体从业员的工作。他们也认为,政府理应更积极与媒体从业员联手抗衡假消息。 有关联合声明将提呈给通讯及新闻部长易华仁所发出的文告。声明指出,《防假消息法》草案“缺乏考量实际操作层面”。特别是媒体人在追踪报导下,真相往往是随着事件进展,才会逐渐展露的。 媒体追踪报导逐渐揭开真相 “在多数的情况下,对事件持有相互矛盾的报导是常态。只有在多元的观点与报导下,真相才会逐渐清晰,”文告说道。 文告也强调,在无法辨识何谓恶意誤導与无心之失的情况下,防假消息法形同带来不必要的繁琐负担,即使是对于那些秉持真诚進行報導的记者。最终,此法只会掣肘寻求精确资讯的编采工作。 只要事实无法被核实,媒体机构无法让报导出街,特别是在政府无法即时回应媒体咨询的新加坡,情况尤为如此。 虽然此前我国律政部长尚穆根一再强调,法案只会针对假消息,而不是个人意见,但文告里也提到重点,说明政府对于“事实的陈述”与“意见”并未作出清楚的说明。 “评论人经常引用事实来支持他们的立场,而记者的解读与事实的陈述,可能会和部长的理解产生矛盾。”文告强调。 媒体人也提出忧虑,指法案赋予部长相当大的权限,也有可能被滥用。 媒体人促请新加坡政府撤回该法案,并建议与其使用“恶法”,倒不如用“真诚和有理据的讨论”来打击假消息。 其他参与联署的记者也包括: 获奖无数的半岛电视台特派员赵矞、曼谷《路透社》前副局长安德魯(Andrew MacGregor Marshal)、《外交政策杂志》(Foreign Policy )资深编辑詹姆斯(James Palmer)以及前英国广播电台与CNN主播薇洛妮卡(Veronica Pedros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