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 Lim撰文,林殊译 前几日我在公立医院接受治疗。住院期间,我曾目睹护士们如何24小时无休地工作,也让我重新省思有关医疗人员国籍问题、医疗费用、医疗保险与其他医疗津贴。 有关医疗费用和医疗保险,其中一个想法涌上心头。我确信大家仍记得交通部长许文远过去宣称自己做心脏绕道手术,只需缴付8元的故事。 我也相信大家对他这番言论感到非常不舒服,然而,我是其中一个相信他所说的,也是相信这代表着他或许拥有非常充足的医疗账户(Medisave),抑或是非常全面的医疗保险。 如果许文远是透过自己购买的医疗保险来支付的话,我会恭喜他,也会为他送上祝福。 不过,我有个疑问。 我不知道如果人民行动党的部长们,是否拥有全面医疗保险作为他们的额外待遇?两周前,我向民情联系组(REACH)提出我的问题,也得到他们回复,已将问题向相关单位寄出,但截至今日,我仍未收到任何回复。 如果人民行动党的部长们真得有享有全面的医疗保险保障,那就必须停止!我必须强烈谴责。为什么?容我解释。为符合裸薪(clean wage)需求,就连开车到学校上班的老师,都要缴停车费用。我们的部长领着让其他经合组织(OECD)国家都羡慕的高薪,而这些薪水是由我们人民支付给他的。 新加坡人理应有基本的认知、骨气和纪律,不应允许任何政党的政部长,私有这些福利,成本却由由群众共担(privatise the benefits for themselves but socialise the cost)。尤其在裸薪政策下,任由他们以巧妙的说辞合理化,让人民接受。 我重复。不应该,不应该允许或容忍任何政治职务者,以任何巧妙和狡猾的说辞,让他们自己私有这些福利,成本却由由公民群众共担。请三思!
《彭博社》一则报导揭露,比起每小时35至40美元的正职美国软件工程师,波音737Max把软体系统外包给每小时仅9美元低薪的印度软件工程师。 此外,彭博社也发现波音的分包商与供应商均将工程外包到印度,降低成本以保证利益最大化。 资深波音工程师向彭博社透露面对种种弊病的波音公司内幕。 他指波音公司将内部的工程师裁员,然后压低供应商的成本。这迫使他们寻求外包给更低价的承包商。结果,这些工作往往推给缺乏航空业背景国家(如印度)的临工承担,他们以每小时9美元的低薪负责研发和测试系统。 彭博社在调查期间也发现,两家与737Max软件系统发展有关的印度软件系统公司,是HCL和Cyient。前任波音软件工程师也表示,HCL 的程式工程师通常需要基于原有的波音班机设计而重新调整。 然而,这仍然存在争议,因为这比起由波音内部工程师写编程更缺乏效率。通常这工作需要来来回回的磨合,因为其编码与原先的设计并不相符。 另一名前波音研发飞行控制的工程师亦透露,“波音公司为了要减低成本,真的会做一切事情,一切你可以想象得到的事,包括将普吉特海湾所有的工程迁移,因为我们变得非常昂贵。你可以站在生意的角度出发,想象一切合理的事情。这些迁移渐渐地侵蚀在普吉特海湾工作的设计师的能力。” 彭博社指出,外包工程一直都是波音工程師的心病,长期下来他们一直担心失去工作的可能,而他们认为是外包工程导致各种飞行沟通失误的主因。 波音公司辩称并未将功成外包 为此,波音公司回应彭博社的调查,表示他们并没有依赖如HCL和Cyient的公司研发“机动特性增强系统”(MCAS)。 波音公司辩称,如狮子航空和衣索比亚航空的意外也并不是因为另一個软件问题所引起:大部分的波音其驾驶舱内的警示灯并未显示。 印尼狮子航空于2018年10月29日清晨6:20分从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起飞13分钟后坠毁。机上所有18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都不幸已经罹难,11月1日印尼交通部长布迪·苏马迪希望澳洲就狮航公司空难后临时禁止乘坐该公司航班作出解释。 衣索比亚航空于2019年3月10日于起飞后不久坠毁,机上149名乘客和8名机组人员全部罹难。 两架班机均源自波音737 Max的客机。 波音对此表示,“目前已有几十年与来自全球的供应商合作的经验,我们首先关注的是,确保我们的产品和服务有最高品质的安全性与符合所有规范。 HCL公司也发文表示,“与波音公司已建立稳固长久的生意合作关系,我们会以所有的顾客优先。HCL并不会针对特定的工作发表说明,HCL也未与737Max所面临的问题有联系。” 然而,根据彭博社的调查发现,HCL和Cyient的工程师纷纷在个人简历上加上737Max的工作经验,证实HCL的工程师曾协助研发和测试飞行显示器软件,而Cyient的员工则协助处理飞行试验设备。 据一名HCL工程师的简历上显示,他曾参与著名的737Max飞机模型的工作,以“提供快速应对方法,解决产品的问题如避免出现737Max班机的延误(每一次的延误将会对波音公司造成很大的损失)“为主要工作内容。 此外,彭博社也发现的波音分包商,罗克韦尔柯林斯(Rockwell Collins)公司将重要工程外包给印度。2010,HCL公司已分别在清奈和班加罗尔聘请逾400人含设计、研发和验证中心,为罗克韦尔柯林斯公司合作。 罗克韦尔柯林斯是美国一家大型的国际化公司,主要提供航空电子、信息系统等。 同年,波音与HCL公司在清奈,以“为飞行测试创造至关重要的软件“确立合作關係并创立了名为“卓越中心“招揽人才。 罗克韦尔柯林斯公司赢得737Max的研发驾驶舱合约,但在研发的过程均外包到印度HCL的工程师以及部分获得H1-B美国签证的专业人士。而Cyient的工程是则负责协助测试飞行测试设备。 经历两次毁灭性的航空意外,联邦调查局怀疑737Max的单传感应器损毁导致“机动特性增强系统”的失误,造成该两架班机发生意外。有人向彭博社爆料,因为与前波音737Max设计师的基本原则有所重叠,而且公司显然并未有任何测试该新研发的软件之成效就启动。...
电费(未含7巴仙消费税)将在7月1日至9月30日,增长平均6.4巴仙或每千瓦小时1.43分。 新加坡能源公司(SP Group)在29日发文表示,比起上一季度,天然气的价格成本已提高,故需调长电费。 文告也表示,自7月1日期至9月30日以前,电费(未含7巴仙消费税)将从原本的每千瓦22.79新元调长至24.22分。 居住在四房公屋的居民,其电费预计每月平均增长5.20新元(未含7巴仙消费税)。 新加坡能源公司亦表示,每季度的电费调整有赖于能源市场管理局。 能源市场管理局作为电力与天然气市场的监管机构,其职能是负责推动能源市场的有效竞争,保障能源供应的可靠性,安全性和可持续发展性。
两周前,《雅虎新闻》记者Nicholas Yong上载了一篇文章,揭露非主流媒体在采访工作上和政府打交道时,往往会面对各种困难,例如无法第一时间获得重要官方通知、未获通知和邀请出席政府部门的记者会或重要活动。 他诉苦道,主流媒体新闻出街几小时后后,他们才收到官方文告;重要的官方活动亦会以“仅限本地媒体”为由,限制非主流媒体出席。 Nicholas 写道,“还有一次,我们向政府要求预先提供国庆日当天的演说稿–这可是一整年里面最重要的政治演说,但我们却被各个资深官员以“我手头上没有”而拒绝提供。相反地,主流媒体一天前就拿到讲稿了。” 主流与非主流媒体的差别待遇已不是新鲜事,Nicholas也曾提及,前两年的国会新闻采访上,非主流媒体被迫挤在狭窄的国会新闻发布室上,室内禁止携带手机,而且无法第一时间获得演讲稿。反观新加坡报业控股与新传媒记者,却可以获得国会实况。 “今时今日,为什么仍给予主流媒体抢占先机,难道是为了主导论述吗?”他质问。 同样地,本社对于这种厚此薄彼的偏驳,也感同身受。有准证的非主流媒体不会收到政府文告,而且有时这些完整文告也不会上载到政府部门官网,但主流媒体却可以率先报导出街。 举个例子:学术界联署反对《防假消息法》,但是教育部的回应声明,并没有第一时间上载到官方网站上,反而独家给了《海峡时报》。即便到今天,这则教育部声明也没办法在该部官网找到。 然而,有别于《雅虎新闻》获得媒体认证,本社则是注册在新闻与艺术部下的其中一家受监督媒体机构。 本社也曾在去年申请媒体认证,然而却被告知本社不需要取得认证即可报导本地新闻,而要不要发出认证,也取决于政府的斟酌: 如同Nicholas所提,政府真的对主流与非主流媒体有差别待遇,不论对已注册在新闻及艺术部下的媒体如《雅虎新闻》或本社,都有限制? 我们且来看,加州理工州立大學伦理学家与荣誉博士史蒂芬明兹如何定义媒体自由: 针对政治领导者的决策问责监督 将至关重要的课题传达予社会,影响社会 对于政府研拟的草案有监督之责 促进社会舆论与讨论 然而,墨尔本大学法学院教授安德鲁(Andrew T. Kenyon)在其研究:《探究寒蟬效應: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澳洲的媒体和公开演说》(原文:Investigating Chilling Effects: News Media and Public Speech...
新加坡吉宝岸外与海事公司(Singapore’s Keppel Offshore)美国分公司的前代理寇尼基(Zwi Skornicki),对过去十年间,对涉及向巴西官员与巴西石油公司进行达5千500万美元的贿赂认罪。 被告于周二在美国法庭上承认,他自2001-2004年期间。有份参与贿赂巴西石油公司要员,让吉宝赢得合约。根据彭博社报导,寇尼基承认,以代表吉宝岸外名义,同意支付贿金于后者。 据称,为了13项巴西石油公司在巴西的项目,寇尼基和其他数人同意支付高达5千500万美元的贿金,藉此与巴西官员“维持不当的优势和影响力”,与此同时让吉宝业务可以继续留在巴西。 回溯2017年,吉宝企业与其美国子公司在被发现涉贿赂罪,同意向美国、巴西和新加坡当局支付超过4.22亿美元(约5.67亿新元)的刑事罚款。总检察署认为吉宝企业以合法咨询协议的名义,向中间人支付巨款。中间人之后把钱转交给巴西国家石油公司等官员,让他们从中受利。 检察官罗德发表声明,“被告利用全球金融体制包括美国的银行系统,来掩盖资金来源和支付贿赂款项。他们将所有款项转交到不同的空壳公司。 他们已该方式运营了逾10年,触犯了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吉宝企业的美国分公司已认罪,而总公司则与政府进入延期起诉协议。 寇尼基被控违反《反海外腐败法》,或面临最高5年的有期徒刑。另名巴西籍被告也相继在巴西已被定罪,判处220万美元的罚金。美国联邦检察官史密斯于周二在庭上表示不会向被告要求额外罚金,但也不同意他的缓刑需求,他将在9月23日判处。 另一方面,寇尼基也被指提供TechnipFMC顾问服务,TechnipFMC与其附属公司亦同意赔偿近3亿美元,解决美国与巴西联合外国调查贿赂。 TechnipFMC是一家全球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为能源行业提供完整的项目生命周期服务。 该公司承认自2003年-2013年与其他公司包括吉宝企业共谋违反贿赂法,以逾690万美元不明款项支付巴西公司,由寇尼基将款项交给巴西公司的高官,确保合约的顺利运行。 2008-2013 ,TechnipFMC也共谋违反贿赂法,支付至少7名伊拉克政府官员包括石油部长和两家伊拉克石油公司款项,透过中介公司转账。该笔款项亦是为了赢得伊拉克的丰厚的项目。 巴西国有企业巴西国家石油公司,在五年前爆发南美洲最大的贿赂丑闻,牵扯到银行、造船商、建筑公司与政治人物。为了追根究底,以“洗车行动”命名,向支付巨款的公司进行深入调查。 2018年,巴西国家石油公司被调查出企图蒙骗投资者和贿赂政治人物,同意缴交8亿余美元罚款,以平息巴西与美国的控诉。
原文:私人辅导师James Leong 根据日行一善理事会(SKM)民调,每四位青年中就有一位因为害臊尴尬,而不敢在大庭广众面前表达善意。这个介于15岁-24岁的青年群体,会认为伸出援手的行为一旦被社交媒体广传,会令他们看起来相当愚蠢,或担心被别人嘲笑。 我可以预见可能网民会指责这些青年,行善理应无私怎么还要在意自己;又或者也指责那些被帮助的人也太过固执或自以为是。 你看,我们新加坡人非常喜欢数字,因为量化的数字能慰籍我们对不稳定和“怕输”心态的焦虑。甚至于乎它是毋庸置疑的、能起到左右制定政策的作用。 所以,即便日行一善理事会感觉良好的民调也会引起些许不适,是很正常的,之后就有责难、然后还要发展出我们的一套理论,来让情况合理化。 我也是感到难辞其咎的人之一。我在翻阅该篇研究时发现了研究中的漏洞。为什么问卷内并不含族群的选项?研究对象的家庭入息呢?研究对象的教育程度又如何?我顶着这些疑问,甚至寄信到日行一善秘书长Dr William Wan要求他为此提供解释,因为这很可能表示社会上隐性阶层分裂的现象。 我想,这些遗失的信息,或许能揭示在帮助较不幸者时感到的羞愧,其实是因为我们对自身享有的优势感到不适。 两日后我看见一件简单但具震撼的事情,或许此刻所有的调查结果、辅导理论或经济社会现象看似多余。 那是一个周三下午,当天天气恶劣,我看见一个老人在惹兰勿刹上行走,他手上并没有任何雨具。他为了不被雨淋湿,步履蹒跚往熟食中心前去,走在他身边是一名东南亚外籍客工,他一手撑伞一手拿着施工材料。老人向他点点头,而工人本能地就和老人一起共用雨伞,直到他们到达遮雨棚下才各自散开。 当下不需要任何语言,也没有所谓的社会阶级,也没有出现任何研究民调上提到的羞愧心态。该名工人仅仅看到需要,他也仅仅向需要帮忙的人回应,不用任何言语询问。 或许我应该重新向William Wan提出疑问,到底我们真正害怕的是什么?究竟有什么我们不想他人看到的恐惧?甚至于,新加坡日行一善理事会的存在,对我们而言又说明了什么? 诺贝尔奖项得主居里夫人曾说,“每个人都要致力自我提升,与此同时对全人类负起责任。” 作者James Leong 目前是 Listen Without Prejudice的私人辅导员,协助面临焦虑症和恐惧症的个案 原文阅读
根据昨日(26日)《彭博社》报导,马来亚银行金英证券研究部(Maybank Kim Eng Research)预测,随着全球贸易前景恶化,新加坡经济第三季恐陷入“浅层技术衰退”。 中美贸易冲突持续许久,新加坡如同其他亚洲国家无一例外受创,该研究部预测,今年新加坡经济增长仅在1.3巴仙,低于新加坡政府预测的1.5巴仙至2.5巴仙。 “自中美贸易战以来,美国强加管制许多中国科技公司,许多产业链便严重中断。”金英研究表示。 新加坡的制造业在五月份的缩减比起预测还要多,其中27巴仙的电子产品持续疲弱,造成芯片制造商如博通或英特尔严重受创。 新加坡经济金管局(MAS)在今日(27日)记者会上公开年度报告,局长孟能文(Ravi Menon)透露正在检讨今年的生长预计范围,无法确保是否能告知其生长预测范围是否低于所预测的1.5巴仙-2.5巴仙。 与此同时,根据年度报告显示,新加坡经济发展局指出截至今年三月前,共获净利192亿,全因良好的投资回报和货币效应。其收益净额39亿元贡献到综合基金所(Consolidated Fund),是去年的接近四倍数。
尽管政府并无意废除刑事法典第377A条,但总理李显龙表示并不曾阻碍任何公民生活的权力,以及科技人才的流入。 根据我国刑事法典第377A节条文,男性同性性行为属犯罪行为,一旦罪名成立可被判监禁长达两年。 李显龙总理昨日(26日)以主宾身份出席智慧国峰会,面对与会者提问,关于同性恋者的劳动者是否会纳入我国法律的保障时,总理则回应,377A条文仍“将保留在法律中一段时期”。 不边缘化性少数群体 然而,他续指,保有部分的条例,并不代表新加坡会将性少数族群(LGBTQ)边缘化,犹如刑法第377A条并不阻止粉红点每年的聚会。 “你知道新加坡的条例,无论是何种性倾向的人民 ,你都欢迎在新加坡工作。”他说。 “这就是我们的社会,我们并不像旧金山或其他中东国家,(我们)都是这里的人民…还有基于此条例架构,我们完全可以为科技与不同文化景象创造无限可能。”他指出。 李显龙的一番言论也引起广大网民的讨论,许多人分享自身与总理观点相反的经验。 网友Fourier Ang :我已经因为刑法377A条例离开新加坡 网友Josh Goh :”从包容度而言,我想我们是开放的“他回答,”你知道我们新加坡的条例,不管你的性倾向是什么你都欢迎来到这里工作。“ 你在说什么话?这些科技人才是人类,他们有自己的基本生活需求例如爱和感情,他们不是机器! 不管你怎么说都是非常不合理的。 网友 Mike Unger : 不要再将球丢给粉红点,尽力把条例废除。将主观意见放下,听听新的声音和执行任务,也可以说”革命尚未成功,所以同志们仍需加油。” 精神错乱是不停将同样的东西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就承认我们已陷入僵局。 网友 Rohgina Basumi...
28个马来西亚公民组织,对于马国人权委会八名委员职务悬空60天才获填补,感到不满,并促请首相马哈迪对于延迟委任提供合理的解释。 众多维权团体于周三(26日)发出一项联合声明,力促修订《马来西亚人权委员会法令》(SUHAKAM Act),确保有更具独立性的甄选过程,以及延长任期和薪酬,让马来西亚人权委员会能够更具效率与效益。 人权委员由首相甄选 “甄选人权委员的权力有赖于首相一人,由他“建议”人选,而最高元首会听从首相意见委任人权委员。修法是希望未来能够成立独立的甄选委员或过程,而非由首相或元首直接指派”文告表示。 随后,维权团体也促请政府立刻将人权委员会的年度报告和特别报告提呈国会,确保辩论和审议期间的透明度。 “我们,共28团体与组织,对于马来西亚的国际人权会自2019年4月27日来结束后,仍未有成立人权委员组织感到震惊。” 这些参与脸书的团体包括马国反死刑组织MADPET和新加坡反死刑运动。 根据组织联合声明,前朝政府也同样延误了委任委员与团队的工作,分别是58天和38天。 “虽然最终委员会还是成立,但委任工作应早点开始,而元首应立即促成委任工作,这样人权委员会才不会经历没有人权委员的空巢期。”声明表示。 拉扎里伊斯迈于今年4月16辞去职务。与此同时,另外7位人权委员也在同月任期结束,最后一次的委任工作是在3年前的7月份,追朔至同年4月份。 为何无法立即委任人选 “迄今为止已委任过各界人权委员,故对于无法及时委任人权委员的做法无法接受。” 声明中也强调让人权委员会长期空置的结果,“没有人权委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无法在任何媒体声明或最新的公众质询。目前只有没有权力发表声明的工作人员在持续运行,所以无论是首相还是部长或议长,应该均有权力指派工作人员。” “自任期结束起,前任的委员的权力也随之结束,表示身为员工的他们已经没有任何权力参与任何会议、召开会议、训练、讨论会或其他相关活动,直至新任委员被指派。所以应该在委员下任前应以工作人员为代职,给予工作人员明确的方向。”他们表示 文告指出如同前任委员艾莎比丁(Aishah Bidin)他们仅在自己完成3年的任期,所以是有足够的资格接任后续三年。 “同样的,延迟委任工作已引发许多问题,”他们表示。 文中质疑延误委任的动机是否与日前拉扎里发表“政府未能守住与推广人权”有关,才让首相马哈迪与政府延误委任新任人权委员会。 有些事实正与声明所说相符,如大马人权委员会(Suhakam)听证会日前揭露,来自玻璃市的马来社运分子安里仄末(Amri Che Mat)和牧师许景裕(Raymond Koh)遭“强迫失踪”的受害者,而绑架者正是警方政治部人员,而警方对于大马人权委员会的言论表示遗憾,并没有做出态度的回应。 据悉,许景裕与安里仄末均涉嫌向穆斯林传教,后因证据不足撤销案件。 声明续指,“如果人权委员存在,会持续向各个议题发出声明,包括近日闹得沸沸扬扬的原住民污染事件。” 前任委员丹尼森(Denison...
近日(22日)《海峡时报》论坛读者Isaac Neo Yi Chong ,发表一篇《把蛋糕做大,不代表能分得更多》(原文:Growing pie does not mean bigger slices for all),文中重点提及,就算新加坡经济持续增长,但中产阶级收入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的现象。 他也指出跨世代的收入弹性(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elasticity)与社会流动性有紧密的关联。以目前丹麦和挪威的情况而言,他们均拥有较低的跨世代的收入弹性,使他们拥有较高的社会流动性。 “如果收入水平维持停滞,社会流动性也会随之增加,而长期维持收入不平均的现象,便会对下一代的社会流动性产生变动。”他说 家庭收入较高,孩子受较好教育机会 文中说道,尽管教育系统是其中一个能让低收入家庭逐步向上流动的管道,不过他也表明,“收入较高的家庭,可以为孩子投资更多训练课程,从小培养他们的能力。” “这是低收入家庭无法达到的部分,一旦他们的收入停滞,间接影响了孩子的发展。高收入家庭的孩子,将会拥有更多的机会达到成功。” Isaac认为,我们必须承认,现在的经济趋势已经不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好景,同时也应该去除“把蛋糕做大,每个人就分得更多”的误思。 “不均或许能带动整体成长,但却对于贫穷阶层能接触的机会管道也会带来负面影响,所以,我们应该积极减低不平等,提高更多社会流动性,追求一个更平等的社会。”他总结。 政府站出来反驳 昨日(26日)统计局收入与支出部门的副主任Sandra Lim和人力部人力研究与统计部门的主任Ang Bo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