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屋发展局和市区重建局在本周一出台调高违例停车罚款额的政策,人权律师张素兰对该政策发表看法,认为人民行动党政府只懂得加重罚款、落实更严苛的刑罚。 “在处理违例停车问题上,却不去反省自身在规划停车位上缺乏效率,且有差别待遇,例如部长可任意停车等。” 不过,就有网民Robert Wee留言反击“难道你反对用罚款来敦促良好公民行为的手段?那么你的解决方案又是什么?” 张素兰特此撰文回应,她忆述当惹耶勒南(JB Jeyaretnam )在80年代早期成为国会里唯一的反对党议员,很多人也不客气指责他只会提问,没有建设性方案,甚至指他连课题也没研究,但他们似乎忘了,惹耶勒南是以一己之力,硬撼满堂的行动党议员。 她很遗憾,如今当她对于时事课题表达疑问,就被要求提出解决方案,否则就闭嘴。 她形容这样的态度也说明,如今群众依赖政府,以为政府做什么都是为他们好的盲从现象,不鼓励人民自己话事当家(disempowered )。 “难道我们是等着被喂饱、然后送上屠宰场的牲畜?我们甚至还不如牲畜,如果我们没钱,政府没有义务养活我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家人,所以我们为何就不能批评自己的政府了呢?” 有权批评有害社稷的政策 他告诫Robert Wee,我们都是新加坡公民,有权评述、批评和反对任何可能对社稷有害的政策。“不幸的是,我没办法站到国会前举海报抗议,这么做会遭致牢狱之灾。所以我只能尽我所能,透过脸书表达我的异议。” 她希望这名网民理解,身为公民我们仍有权益(虽说没剩下多少),即便对一些课题没有答案,也不代表我们不能发声。 她质问,是否她就非得要提出解决方案,来帮助行动党的蠢蛋们解决问题? “当然不需要,我不是行动党部长,没有领取百万薪资,甚至无权获得相关资料数据(即便那些不是《海峡时报》的记者,也无从得知)。那么你怎么能指望我提出解决方案?” 张素兰重申,作为公民,他绝对有权利批评政府无理或自私的政策。 “加重刑罚难阻遏违规者” “加重刑罚只会富了政府,但没办法阻遏驾驶者继续违规。” “看看那些丑陋、从驾驶者身上榨取数百万计元的收费闸门吧。只要能增加政府收入,丑化了我们美丽的都市也就算了。可是它能解决这个城市的交通拥堵问题吗?或许吧,但结果呢?收费闸越盖越多,从东到西,驶离市区都至少要经过一个收费闸。” “为什么呢?政府需要更多收入!最容易的方法就是建更多收费闸。而原本鼓励人们少开车的用意早就荡然无存。” 她也提及拥车证的问题,虽然短时间内减缓了拥车数量,但富有者有能力负担超过一个拥车证,加上10年为期拥车证,还有石油税、停车等税赋,似乎“商机处处”。 回到违例停车问题,他认为政府并没有检讨自身的效率,以及为何驾驶者会违例停车,如果有停车位,是否有人要违规停车?再者,固然有些缺公德心的驾驶者,但当局也在本不该划出停车位的地方,也划上停车位,以期增加收入。
撰文:许渊臣 北雁译 对于我国在野政党,普遍新加坡选民的抱怨都是,这些政党和候选人,都不是他们理想中的政党和政治人物类型。要么是觉得他们做得不够好、格局不够高、不常出现在选区,又或者他们提出的改革体制建议不够实际。 且不论这些选民的抱怨是否属实,让我们先来看看当今新加坡的政治环境。 大部分新加坡人都不会花钱资助那些政治事业或推动改革的政党(即便符合选民期许的改革) 大部分(即便不是全部)新加坡企业都受惠于政联公司或与之有关的机构如职总平价合作社 《经济学人》发表的2016年全球朋党资本主义指数(crony-capitalism index)排名,新加坡位居第四 对于那些被体制惩罚的人,很少有国人伸出援手。更甭论那些在香港、台湾和其他民主国家, 愿意为不公站在一起的公民 对于人民行动党派钱,特别是在大选之年,大部分国民感到感激,即便这些津贴援助,都是来自政府资源,而不是来自政党。 所以,如果选民的抱怨真得有道理,那么他们理想中的政党和政治人物(先不论政治意识形态)应该: 必须有能力一力承担选举期间的政党活动,因为不能指望国民的捐款,包括来自企业界的,因为总理公署会知道谁支持了哪个政党 要自掏腰包承担与选民互动的活动 自掏腰包负担广告和宣传 要有能力在候选人或政党的私人场地主办私人活动 可以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超越执政党和政府,传达他们的论述和政策 纵观以上条件,我们或许可得出结论,这种政党或候选人恐怕是: 有能力砸钱捞选票的土豪 有隐议程的秘密组织,将来会吸走国家储备,让自己在选举中的投资回本 不过有鉴于我国严苛的选举法律,或许第二者不太可能。除非有来自新加坡巨富家庭、或者从行动党出走的精英参与选举,但他们也可能会怀疑,谁有能力和执政党在同一等级上打对台?特别是没有人质疑执政党可以利用国家资源来宣传和接触选民,例如透过社交媒体营销和基层活动等。 即便如此,在野政党还是一再被批评没有表现,即便选民也知道他们根本没有足够的财力。 那回到本文标题:为何圣诞老人会是理想人选?首先,圣诞老人是人们向往的虚构人物,因为他会在圣诞节前夕,从自己的布袋中拿出礼物送给孩子们。再者,虽然大家都知道,其实这些礼物都是父母买的,但是孩子们还是会感谢圣诞老人,而且坚信他真得存在。 所以即便这个人物是虚构的,他的礼物也是别人出钱买的,但是圣诞老人依然深受爱戴。 对我而言,这正是普遍新加坡选民的思维,即便是德高望重的陈清木医生,恐怕也会发现很难满足他们对于候选人的要求,而他的政党也不如执政党那般,有足够的资金和来自商企界的支持。 当我们在讨论意识形态和政治倾向,选民需要理解并意识到,一个政党始终需要资源去竞选,没有来自选民们的财务支持,要赢得选举就好像要中彩票一样—...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昨日(24日)接受《日经亚洲评论》(Nikkei Asian Review)采访,指贸易战走向长期化带来的影响可能比金融危机更严重,期待中美两国尽早达成妥协。 对于正面对群众集会抗议撤回《逃犯条例》的香港,他形容这是中国和香港面对的艰难局面,也可以预见在即将来临的G20峰会,美国总统川普在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面时,将提及此事。 在与《日经亚洲评论》记者访谈中,他表示对于中美当前关系感到担忧,“我们希望习近平和川普,能在大阪达成有建设性的会面,让事情朝积极方向发展。” 他也认为,两国高层领导都必须积极接触,双方必须有明确目标和关注议题,并达成一定共识。在该战略框架内,两国官员再各别处理如贸易、知识产权和网安等事项。 李显龙认为两国也应先从较容易的课题着手,在转向更为重要的事务前,先建立起信任,例如贸易课题,“如果你要谈科技问题,就会触碰网安问题。如果你谈人权问题十分复杂也牵涉很多层面。”但如果一方企图利用贸易作为一种凌驾手段,只会影响谈判。 记者也询问李显龙,如今贸易紧张局势,是否会显得比10年前的金融危机严重? 李显龙表示短期内他不认为。金融危机的即时和突发性质比较不同。“但长期而言,贸易关系紧张可能对全球经济结构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在全球化情境下造成科技、市场和信任的分歧。这些结构性影响可以维持数十年之久,且可能比金融危机更严重。” 关于东盟为避免纷争而与中国推进协商的南海行为准则,李显龙表示,“当然应该与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一致”。 记者也指出,香港”反送中“集会预计将成为川普和习近平会面讨论的事项之一,对此李显龙表示可以预见,且这课题对于中方来说相当艰难,中方视之为主权课题。”这是他们经历的苦难局面,我们和香港有许多生意往来,当然也希望他们能克服这些困难。“ 他也透露,将在来届选举结束后不久,交棒给现任副总理王瑞杰。 李显龙认为《防假消息法》不影响新闻自由 记者也询问李显龙,新加坡即将落实《防止网络假消息与网络操纵法》,那么总理会如何向国际社会解释? 总理对此表示,蓄意假消息一直都存在,有人可以透过社交媒体发布煽动性但不实的消息,几小时内就能引起成千上万人疯传。”这可能导致示威、骚乱,而且对选举有严重的影响。所以你必须针对它采取迅速有效的措施。“ 同时,他也否认《防假消息法》会钳制新加坡的新闻自由。
新一代无闸门公路电子收费系统(ERP)預計将在明年(2020)启用,但与目前系统有别,新系统内装全球卫星导航系统(GNSS),届时将依据驾驶者在拥挤路段行驶的路程收费。 陆路交通局此前表示,为确保新旧系统顺利衔接,自2020 年起,将分批更换驾驶者的阅卡器,装置新的行车器(OBU)。 虽然目前仍在测试新系统器材,细节未定,不过已有不少网民关注,新系统可利用GPS定位功能,对于普罗大众影响深远,也有者形容未来开车去哪都无所遁形,以中国的智能人脸识别系统为例,几乎大部分在路上车辆的行踪,政府或执法机构都能了如指掌。 对于政府将在明年落实新的ERP系统,网红“金发(Kim Huat)”(李健敏)也有话说,他录制一段视频,以诙谐方式对新系统调侃一番。 他先是自称新加坡“头号收费闸粉丝”,指新系统未来即使不用收费闸都可向驾驶者收费。不过,也会依据驾驶者的行驶距离收费。 “嘿,你知道什么车是依据路程收费的吗?德士。所以比如你开马赛地,也是政府“德士”;开捷豹,也是“德士”;开宝马,也是“德士”。” 他说,这就行同开着自己的车,却要计程付费给政府。 “金发”接着说,不论你开车去哪,比如去工作、去买菜,甚至去找小三,政府都可以追踪得到。 定位功能也有好处? 不过,他想到或许新系统落实也有好处?“那些劫匪怎么可能在新加坡抢银行?” “你想想,你抢了银行,你跳上车,但是你开到哪政府都有办法追踪到你,换车都没用,执法者只需要在你家等你就可以!”而且,现在大部分驾驶者都有装行车记录仪,网民也会积极分享道路上情况到本地的道路实况脸书专页。 他笑说,或许未来劫匪打抢后为了避免被追踪,不能开车,只能徒步逃走,或者干脆骑脚车。 人民之声党领袖林鼎也在脸书分享“金发”的视频,点评“金发”带出了新道路收费系统的问题,国人的生活只会更为负担、隐私遭侵犯。 网民对该视频赞好留言,视频获分享多达1322次。网民Jen认同“金发”的观点,认为新收费系统只是让政府再从驾驶者身上榨取更多钱,驾驶者本身的负担已经够重,如今还要在短距离行程也收费。 也有网民质问定位功能追踪驾驶者,算不算侵犯国民的隐私? 网民Nevin Kang则担忧,计程收费可能导致另一种结果,就是德士、私召车的收费也跟着水涨船高,此外公共交通如巴士、运输、物流、外卖快递等收费成本都会受影响。 “也不要忘记,定位追踪功能,也可侦测到你的行驶速度。”他担忧新ERP系统的落实,不仅是驾驶者,在其他层面有更多民众也受波及,生活成本只会进一步提高。 有者认为,只要不开车就不受影响,网民就回应,公交车和德士的收费肯定会被波及。
有鉴于新加坡选举可能在未来数月举行,为了备战选举,筹募选举期间所需的运营开销,网络公民将在7月6日(星期六),傍晚6时30分至9时,在新置地大厦(Singapore Land Tower)第45层顶层阁楼,举办募款晚宴。 “网络公民”是新加坡运作最久的独立网络媒体平台。2006年五月份全国大选,半年后“网络公民”成立。那个时候,读者可阅览的独立政经时事媒体平台,选择并不多。“网络公民”的出现为读者开启一道非主流论述的时事窗口,也涵盖被主流媒体忽略掉的社会课题。 但有别于其他资源富足的媒体机构,如今本社运营全凭总编辑许渊臣一力支撑,所幸还有一众志工或撰稿人供稿,以及社会热心民众提供资讯、给予各方面的协助,网络公民才得以陪伴各位读者到今天。 坦率地说,本地非官方、非主流网络媒体的维持,可说是举步维艰。早期本地网媒的创立,多出于本地公民社会的自发力量,期许能开创主流媒体以外的另一发声管道,突破一言堂的封锁。因此并不如主流媒体,有大集团或背后有实力雄厚的财力撑腰。(例如新传媒唯一股东是新加坡政府操控的淡马锡控股) 再者,还要面对相关机构诸多条例掣肘,又或者卷入与官方机构的诉讼,(例如2015年2月,国防部基于本社文章对该部构成骚扰,要求本社撤文;去年11月,本社被指刊载涉诽谤我国内阁成员内容的信函。许渊臣在刑事法典第500条文(刑事诽谤)下被提控。) 所以说,无国界记者组织(RSF)公布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在180个国家中我国排名第151名,不是没有原因的。 对言论自由的打压,不仅仅是体现在有没有记者被迫害,而是在我国有不少的法律都在钳制者媒体自由,更何况政府强行通过新法《防止网络假消息及网络操纵法案》,赋予部长相当大的权力来裁定何谓假消息,同时限制一些独立新闻媒体如本社的资金来源。 结果,在寒蝉效应之下,只有极少数的媒体或记者能“谨慎发言”,更多人只能“自我审查”,深怕一时失言说了不中听的话,惹怒了小气方丈,惹来官司缠身。 然而,即便面对种种不利情境,何以网络公民得以支撑至今日?这不仅仅是一己之力可以力挽狂澜,更重要的是:公民力量。正是每个关心新加坡前途的网络公民们,多年来默默地守候和支持,仰仗读者、社会热心人士的情义相挺,网络公民才能走得更远,紧随新加坡的社会和公民力量发展,生生不息。 在下月6日举行的募款晚宴,预计宴请200人,门票为每人100新元,欲知更多购票详情,可透过简讯或Whatsapp联系96155947。 此外,有意捐献者,也可捐献至本社Paynow账户: 201543138DTOC,或者银行转账至本社MAYBANK 户口:04011108619。 如蒙社会各界善长仁翁鼎力支持,本社感激不尽,也希望能做得更好,为关心新加坡时事的公民们反映多元社会和格局观点,推动培养知情和参与式的公民社会,为新加坡未来共同努力。 网络公民募款晚宴 时间:2019年7月6日傍晚6时30分至9时 地点:新置地大厦(Singapore Land Tower)Penthouse Level 45 门票:每人100新元(每张门票含晚餐和红酒/啤酒招待)
李显龙总理和柬埔寨总理洪森一致同意,本着维护两国外交关系精神,同意放下重提过去问题,不再“揭开旧伤疤”(not to scratch old wounds)。 我国总理在周末前往泰国曼谷,出席第34届东盟峰会,期间也会见柬埔寨总理。 根据《高棉时报》报导,柬埔寨外交部长布拉索昆(Prak Sokhonn)在一份声明中指出,新加坡和柬埔寨两国领导同意不再追究旧问题,以免伤及两国关系。 “两国领导都意识到,对于过去事件存有不同看法,也没人能改变过去的事,不过,清楚认识不再刮开过去的旧伤疤造成痛苦,是很重要的。” 柬埔寨当年率先承认新加坡独立 他也指出,当年在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后,柬埔寨是第一个承认新加坡独立的国家。 李显龙在曼谷出席为期两天的亚细安峰会时,在场边分别会晤越南总理阮春福、洪森,也会见了泰国首相巴育和印尼总统佐科。 总理认为,与柬埔寨已取得共识,双方认同理应继续往前发展关系,“与其掩饰问题当作不曾发生,较有用的做法是尝试了解彼此的立场。” 在与越南越南总理阮春福会面时,阮春福也曾重申1979-1980年阶段越南“入侵”柬埔寨的言论,是不正确的。对此,李显龙总理解释,新加坡并非故意伤害越南,而是仅提起印度支那史上一段痛苦的篇章,进而突出强调今日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是来之不易。 我国总理李显龙因为在5月31日的脸书贴文,以及在本月初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曾两度提及“越南侵柬”论。
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透露,不会任相超过三年,且重申将交棒给现任公正党领袖安华。 马哈迪是在上周六出席第34届东盟峰会期间,接受美国CNBC新闻频道采访,透露他将在三年内退下,并交棒给安华。 CNBC报导指出,尽管马哈迪已公开声明将交棒安华,但坊间仍揣测马国经济部长阿兹敏才是前者的属意人选。 不过马哈迪则告知CNBC,自己已明确承诺会退位和安华是马国相位继承人。 他此前表示,马国政府需三年时间,将国债从80巴仙降至国内生产总值的54巴仙。对此媒体则追问,会否留任至见证目标达成为止,惟马哈迪表示“不会,我不会留任超过三年。” 今年5月9日,马国希盟政府执政一周年,敦马也重申会交棒安华。 在巫统时期,安华就是敦马的左右手,在1998年以前,几乎被视为敦马接班人。学生领袖出生的安华,视敦马为“导师”,在政坛也平步青云,官拜至副相。 但是两人在1997年金融风暴后,政见分歧扩大,敦马选择革职安华,结果促成烈火莫熄运动,公正党正是在烈火莫熄时代下的产物,凝聚反建制和有意推动制度改革的人士。 马哈迪与安华长达20年的恩怨情仇,早已成为马国人茶馀饭后的话题,但对于两人是否能真的一笑泯恩仇,马国民众还是心存怀疑。
《海峡时报星期刊》今日报导,在榜鹅中心一座组屋楼层,出现“来自地狱的邻居”,她被指往邻居家门泼油、开大音乐声量和猛跺地板,甚至有邻居指她留了带血的猪耳在鞋架上。 至少有六户人家不堪这位邻居骚扰,而纷纷搬离该楼层。 这些住户也不是没有报警,但是警方却告知,这位51岁妇人“恶邻”的所为,不属于可被逮捕的性质。 其中一家在去年二月搬离的住户,更因为倍受压力,而向建屋发展局申请五年期限前卖掉组屋,惟被当局拒绝。“我无法再忍受了,放工回到家就会发现门前洒了一些液体,有时是食用油,有时是粥,最糟糕的是有次我在我的鞋架上发现猪耳!” 该住户反映这还是他买的首间组屋,只能自认倒霉,而且其他住户也争相想远离“恶邻”。 属黄志明议员选区 据了解,该选区属黄志明议员的选区。其中一位邻居还向记者展示17份报案纸,还向建屋局、议员和居民委员会投诉。 被指恶邻的51岁妇人已离婚,在2013年和儿子入住该楼层的两房式组屋单位。 居委会发言人则在电邮中回复记者,指“居委会志工知悉上述情况,也和有关住户接洽,居委会还会继续和相关机构合作以协助排解争议。” 而警方则表示,住户举报该“恶邻”,惟她的行为如刻意骚扰、噪音污染和恶作剧,都不算可逮捕性质的犯错,为此建议受影响的邻居申请推事投诉(Magistrate’s Complaints)。 其中一户住在妇人楼上的邻居,就因为先前调解不成,只得申请推事投诉。他反映妇人投诉他们组屋在上个月传出噪音,为此还被妇人拿一块大石头吓阻。 这一不愿具名的楼上邻居就解释,噪音其实来自附近工地,而且即便邻里开铁门的声音,对妇人来说也等同噪音。 但是,被投诉的妇人在上周四下午接受《海时》采访,反驳是因为楼上邻居丢掷金属球在地板,让楼下的她听到,藉此挑衅。 妇人反指邻居联合起来对付她 “所以我很生气,就拿了块鹅卵石,丢到他单位外的走廊。他打扰到我睡觉,而且不止一次,我也有报警。”妇人这么告诉记者。 “如果那些前邻里说是因为我他们才搬走,我告诉你,我没那么厉害,我只有一个人,不可能做完这些(指被投诉的行为),我甚至有视频证明他们的滋扰行为,他们也不是什么善男信女。”他也申诉邻居们联合起来对付她。 这位妇人忆述,纠纷应是从对面单位的前屋主开始,她指责对方把烟灰丢到她家木门和铁门之间, 所有就在屋外装了闭路电视监视。而过去五年,她也向环境局等不同单位投诉过他的邻居。 针对从她家里传出很大声量以及撞门声,这位妇人解释为了掩盖楼上传来的噪音,她只得开着收音机睡觉。 被淋洒食用油 而在去年,对面家的夫妇把单位卖给了一位34岁的单亲妈妈。但这位妈妈第一天回到家,就发现有警察站在门口,因为她的表弟被投诉制造噪音和在走廊吸烟。一个月后,她的单位至少三次被淋洒食用油。 至于住妇人对角的郑姓夫妇,刚在去年8月搬进来。但住进两个月后就和妇人起口角。郑先生申诉,从闭路电视发现妇人会注视着镜头和做鬼脸,令他感到很不舒服,却什么也做不到,只能等五年后卖掉他们的公寓。 1998年,律政部成立了社区调解中心(CMC),旨在调解和解决社区邻里间的纠纷,这也是当邻里不和出现争议时,除了报警之外的解决方案。 调解是自愿、保密的。在隔音室内进行,会安排两位调解员协调涉事各造的讨论,以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律政部发言人指,当事人在社区调节中心达成的书面和解,对双方都有约束力,受害方可通过民事诉讼来执行该协议。...
第34届东盟峰会在泰国曼谷举行,于今日(6月23日)上午进行开幕式,十国领导人包括我国总理李显龙,参与非正式领导人会议。 在峰会大会期间,李总理也会见了越南总理阮春福,双方重新确立深化良好双边关系的承诺。 不过,阮春福也在会面时向李显龙重申,有关后者针对1979-1980年阶段越南“入侵”柬埔寨的言论,是不正确的。 根据《越南人民报》报导,阮春福总理表示,这些偏见的再次提起对越南和柬埔寨伤害很深的,尤其是对为带来和平,帮助柬埔寨人民摆脱红色高棉残暴制度和今后艰苦的柬埔寨国家重建进程而牺牲生命的数十万名越南志愿军的家属的伤害。 对此,李显龙总理解释,新加坡并非故意伤害越南,而是仅提起印度支那史上一段痛苦的篇章,进而突出强调今日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是来之不易。 李总理强调,我国高度重视与越南的互信友好关系,并高度评价越南一直以来对维护地区和平、安全、稳定与发展和建设强大、团结、自强的东盟共同体的重要作用与贡献。 越南刚在6月7日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当选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任期从2020年1月1日开始至2021年。 另一方面,李显龙也与印尼总统佐科维会面。 李显龙是在5月31日,于个人脸书专页发文哀悼泰国前首相布勒姆的逝世。其中提及布勒姆当年曾反对“越南入侵柬埔寨”,且不承认取代红高棉的柬埔寨政府。 李显龙指泰国站在最前线,在柬泰边界面对越南部队。布勒姆当时坚决不接受此情况,与东盟伙伴合作,在国际论坛上反对越南的侵占,“这阻止了军事入侵和政权更迭被合理化,保护东南亚各国的安全。” 李显龙也形容布勒姆是新加坡的好朋友,和其父亲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密切合作,加强新泰关系。 对于李显龙的上述言论,柬埔寨国防部长狄班、越南政府和柬埔寨总理洪森等,都对李显龙“越南侵柬”论表达遗憾。而外交部在6月7日则发文告回应,绝不会同情红高棉、也绝不愿看到红高棉政权重返柬埔寨。 外交部解释,总理提及那段历史,乃是为了解释当代领导的远见,以协助受苦人民结束痛苦和悲惨战祸,并实现了现在享有的和平和合作。
本社在昨天与读者们探讨,以2018年国会缺席率为例,朝野议员们出席国会的情况。 而根据国会记录,去年国会共召开32次国会会议,缺席率最高的,则是人民行动党的通讯及新闻部长易华仁,32次会议中缺席九次,缺席率28.1巴仙。至于马林百列集选区议员花蒂玛和国防部长黄永宏,则屈居第二和第三(各缺席八次)。 缺席七次的议员则有: 白沙-榜鹅集选区议员张思乐(七次) 东海岸集选区议员李奕贤(七次) 环境及水源部长马善高(七次) 议员不需要一整天坐在国会 不过,事实上国会议员是不需要一整天都坐在国会里的,他们可针对特定课题出席辩论,如有事务可离开。那么议员怎样才算出席?只要议员有来到国会报到,露脸下就可被记录作已出席。例如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晚期一些时候只能待在国会里不到五分钟,也记录为出席。 当然议员们可能认为,他们不必在议席上听完整场会议,因为事后还有国会议事记录(Hansard)可阅读。不过,当草案需要投票通过时,国会里必须达到合法的出席议员人数,才可开始进行表决。 举个例子,2014年,时任官委议员陈庆文,曾有两次因为发现国会出席率,没有达到宪法要求的法定人数,制止了草案表决。 根据新加坡宪法,依照议事常规要通过任何修法,国会里至少要有四分之一国会议员(出去议长、副议长或主持会议议员)列席。 2014年7月7日,国会将通过《辐射防护法令》和《版权法》修法。然而官委议员陈庆文教授发现,国会里法定人数不足。当时议员总人数有87人,需要至少22明议员才足四分之一。当时至少有65个议员,在上述两个法案修法即将表决时不在场。 当天下午5时34分,《辐射防护法令》已经过二读,而陈庆文教授举起手来,国会副议长张有福就询问,他是否要提出议会程序问题? 陈庆文就指出,法案表决在未能符合宪法通过基础上不应进行,要求确认国会里是否符合法定人数。 副议长即请国会秘书展开计算,还差一位,便鸣钟召唤议员入席,议会法定人数才算达成。 “避免将来法案遭宪法挑战” 至于时任律政部长英兰妮,在傍晚6时46分进行《版权法》修法二读。在七点陈庆文再次举手,副议长询问他是否要提出议会程序和法定人数问题。 陈庆文表示:我必须如此,这是避免有关法案因未合法通过二早宪法挑战。 经过计算后,法定人数又是差一人,议会再次鸣钟,不过这次部长黄永宏介入,要求国会展延到明日进行表决该修法。 不过,2014年国会里法定人数争议的情况,并不是第一次发生。早在2012年,陈庆文教授又两次在国会拦截了两项修法的通过,同样是因为法定人数不足的问题。 吊诡的是,不管是2012年和2014年的以上情况,为何不是由管理国会秩序的议长或副议长,先行确认议会中议员人数,才决定是否让修法进行表决,反而都是身为官委议员的陈庆文教授,提出国会法定人数不足,表决可能致使法律将来面都宪法挑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