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15日,《金融时报》报导,基于去年的投资行业表现欠佳,全球多家主要基金公司都在削减总裁的薪酬。 去年,整体投资领域经历最糟糕的年度之一,那些上市的投资或基金管理公司,如英仕曼集团(Man Group)、木星全球金融基金(Jupiter)、标准人寿安本(Standard Life Aberdeen)以及施罗德(Schroders),股价都下滑,总裁也必须减薪。 《金融时报》提到,上述四大公司的在增加基金管理和资产收益上表现不力,股价在去年出现两位数下跌,连带影响他们的薪酬。 木星集团总裁被撤职 英仕曼集团的总裁埃利斯(Luke Ellis)的薪资缩水最为显著,在2018年紧张290万美元,明显和前年的620万美元差距颇多。该公司去年股价跌幅达三分之一,管理资产略微减少,至1085亿美元。基金表现费下滑63巴仙,至1.22亿美元。 至于木星基金的现任总裁Maarten Slendebroek,在三月被撤职薪资也缩减。木星基金的盈利缩水,所管理资产减少15巴仙至427亿英镑。Slendebroek在前年领薪350万英镑,去年才拿到190万英镑的薪酬。 标准人寿安本有两位联合总裁Martin Gilbert 和 Keith Skeoch。他们去年各领109万英镑的薪酬,比起前年来得低。这家管理5千500亿英镑资产的公司去年净流出409亿英镑,税前利润下降。而在上月,该公司辞退了 Gilbert,由Skeoch独撑大局。 其他公司方面,施罗德总裁彼得哈里逊去年红利达620万英镑,扣了5巴仙;全球最大投资管理公司贝莱德(BlackRock Inc)的总裁Larry Fink,薪酬也下降了14巴仙至2400万美元。 政府投资公司和淡马锡的实际管理成本:是谜 在我国,两大资产管理巨头就是政府投资公司(GIC)和淡马锡,但是他们从未揭露基金管理人的薪酬。所以,我们无从得知在去年整体投资领域寒冬下,他们的薪酬是否也受影响。 根据淡马锡去年7月发布的年度报告,提到“行政开销”高达86亿元。一般公司的薪资开销都纳入该栏目,也包括该控股约729名管理层和职员的薪水、顾问和法务费用。 2018年淡马锡控股年度报告,在集团损益表(详见报告第50页),可见行政开销达到86亿元。 根据淡马锡的审计机构毕马威,有鉴于淡马锡不是私人企业,并不需要公布财务报表。然而, 要知道公司高管的一年薪酬,通常都会列在财务报表中。...
邻国马来西亚刚在本月12日,与中国达成协议,将原本搁置的东海岸铁路(ECRL)计划成本大砍215亿令吉至440亿令吉(约145亿新元),降幅高达32.8巴仙,并预计将于下月复工。 东海岸铁路计划全长648公里,负责与中国谈判的马国首相特使敦达因,向媒体指出新路线的每公里造价为6800万令吉,比过去9800万令吉(约3210万新元)减少3000万令吉。 东铁计划乃是马国前首相纳吉执政时推出的计划,原本估计造价约为550亿令吉,不过希盟执政后,就马上喊停和检讨东铁等巨资计划,希盟也宣称东铁的成本已暴涨至810亿令吉。 至于另一项被喊停展延并检讨的前朝计划,则是我国和马来西亚合作的新隆高铁工程。 马哈迪:目前不需要新隆高铁 马哈迪昨日告知当地媒体,新龙高铁计划虽是好计划,但现阶段马来西亚不需要落实,而是专注于提升现有的铁路系统服务。 新隆高铁的展延期限将在2020年5月31日到期,如届时马国仍无意继续隆新高铁计划,他们需要承担新加坡在履行新隆高铁双边协议时承担的成本。 2016年7月,新马两国签署新隆高铁备忘录。高铁全长350公里,计划从新加坡裕廊东站起,沿途经柔佛、马六甲、芙蓉和布城至吉隆坡。2018年动工,原本预计在2026年竣工。 新隆高铁每公里要价4800万新元? 然而,比较已经减价的东铁计划以及新马合作的新隆高铁。新隆高铁全长仅350公里,成本预算却要高达168亿新元,等同于每公里的造价,就要高达4800万新元。 反之,东铁计划全长648公里,其中还有一段七公里的隧道工程,但是在被砍价后,每公里造价仅约2237万新元。 对此,本地政治工作者毕博渊,对于我国为何不与邻国兼主要贸易伙伴重新商谈造价深感不解,也质疑何以新隆高铁的路程比东铁短,造价却更为昂贵? “究竟是谁在负责这些预算的?”他更直言,远的不说,看回本国的一些工程成本也是吓得惊人,例如首五阶段的地铁环线,全长35.5公里、40个站造价不过80亿新元,但如今,建设延长线第六阶段,总长约四公里,就要耗资48.5亿新元,等同每公里的成本就达到12亿元,是首五阶段平均成本的五倍! 预算透支 财务管理堪虞 至于地铁市区线(Downtown Line)也从原本的120亿元,在2012年高涨至207亿元,足足增涨了70巴仙。 “再来就是樟宜机场,从第一至第四航站,再加上星耀樟宜的总造价也只不过73.6亿新元,但是仅仅一座第五航站,预算就可能高达100亿元,而且还无法给予精确预算,难道他们要用黄金造机场吗?” 他质问,国人如何能容忍在许多项目工程上的预算透支。“如果我在一家私企当首席财务官,告诉董事会,某工程要价超过10亿元,却无法给出具体数字,也就无法估算出他的成本利得,不过可以预感我很快就会被炒鱿鱼。” 毕博渊指出,这些都是纳税人们的血汗钱,公帑遭随意挥霍,国家的财务管理堪虞。
早在2007年,时任国务资政吴作栋和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构思新中天津生态城,选定天津滨海新区为生态城所在地。 天津生态城是两国开展的第二个政府间合作项目,也是新中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JCBC)推动的项目之一。张志贤是JCBC新方联合主席。 两国的目标是将生态城建设成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经济和谐,可持续发展并可复制的城市。 两国政府成立了副总理级的“新中联合协调理事会”,以及部长级的“新中联合工作委员会”,两国企业分别组成投资财团,以50-50比例共同出资成立“新中天津生态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SSTEC),作为该生态城的主题开发商。 而新方投资的联合体的代表则是吉宝集团。 至于淡马锡控股和裕廊集团共同持股的盛裕控股集团(Surbana Jurong)也在官网提及该公司参与规划天津生态城,把10年前空无一物的盐场、荒滩和污水池,转变成生态城市。 有关官网简介也提及天津生态城居民对公共空间的满意,包括资源回收、共享空间和设施如社区中心、公园、体育、医疗设施等一应俱全。 生态城免费巴士 市民随便坐 特别是整个生态城都有零排碳巴士的免费服务,以减少车流量。 根据天津生态城公用事业客服平台的官网介绍,该生态城有五条巴士路线;2013年的《渤海早报》报导该生态城首批20部电动、电气混合新能源公交车投入运营,采取免费制,市民可以随便坐。 而根据中国交通信息网图吧公交,则显示天津生态城部分线路都收费都是零元。 居民免费使用社区中心设施 此外,当地居民不论老幼,都能免费使用社区中心的阅读室、室内儿童游乐场、乒乓桌、健身器材、年长者休息角落等等。免费巴士可以载送居民来此休闲娱乐。 此外,年龄60岁以上年长者或慢性病居民,还能获得免费体检。 相比之下,总理李显龙宣布,今年为本国乐龄与行动不便人士逐步建设“活跃乐龄”健身房,预计到年底将逐步增加至五个。 首个“活跃乐龄”健身房设立与总理的选区宏茂桥,但不是所有服务都是免费的。对于年龄55岁以下者将征收每次2.50元的门票,至于55岁以上则为1.50元,每周三才免费开放于乐龄人士。 我国巴士车资刚上调6分 反观在我国,去年12月29日起地铁和公共巴士车资调涨至少六分钱。 虽然年长者、学生、获津贴低收入员工和残障者优惠车资涨幅仅1分,但是根据新捷运(SBS Transit)2017年度报告,显示该公司从2013年以来的营收和股东应占盈利(profit attributable to shareholders),都呈现增长之势。 该公司前年的运营盈利达到5千930万新元,比2015年增长两倍。至于股东应占盈利,则从2015年的1千670万新元,三倍跃进至2017年的4千710万新元。...
通讯与新闻部长易华仁在昨日(15日)接受彭博社访问,指出预期能在下月二读及三读通过《防止网络假消息及网络操纵法》。若按照正常立法程序,该草案有望在今年下半年生效。 针对反对有关草案的声音,易华仁重申防假消息法不会用来阻碍批评、个人观点、恶搞或讽喻。“我们希望所有国民都是知情、有建设性地讨论,思想的竞辩应是基于事实的。” 他补充政府寻求“在新加坡最能行得通的方案”,而采取“中间路线”,言论自由不受拘束。 “我们想针对的是“假消息”–或者律师会称之为“不实事实”,如何影响公共利益。” 他指出,只有当假消息影响公共利益时,政府才会发出更正指示。 对于防假消息法第三部分,对于涉嫌发布假消息者发布更正指示,易华仁解释,这不是为了压制信息,而是让读者自行去分辨真伪。 针对防假消息法的刑罚,易华仁提到世界各地的相关立法,也有一些较严厉的惩罚,事实上新加坡政府已经调整过,以针对那些不遵守指示、在网络刻意散播假消息者、且他们清楚知道将构成公共危害。 “建立网络管理机制” 他说,从法律角度来看,这是较高的裁决门槛,“我认为我们是在建立网络管理机制。迄今为止,社交媒体舆论和网络的事实都未获得规范管理。”易华仁在受访时如是指出。 彭博社主持人也提出,有者质疑防假消息法,赋予部长过大的权力,对此易华仁坚信,已有足够的制衡机制,“即便部长可以发出更正指示,但是我们设立法律原则,来裁定何谓意见还是事实……这是由法庭来决定的。” “所以,这不是政府决策者可以任意裁定的。”他强调。 “不仅科技公司,政府也要采取主动” 对于假消息,易华仁认为全球包括一些科技巨头都意识到必须采取行动,而新加坡政府也认为需要采取一些主动措施。 “事实上,科技公司也这么告诉我们,我想我们也清楚他们的公开立场。” 主持人也询及,随着新法案的推行,会否影响新加坡在国际间作为新兴金融科技中心的声誉。 对此易华仁回应,政府的立场一直都非常明确,在涉及媒体和公共舆论上,欢迎基于事实的公开辩论。 “不论是针对主流媒体还是(独立)网络媒体等等,这也是我们一贯坚持的。” 脸书等科技巨头曾对新加坡在推行假消息法上,缺乏咨询企业和民间意见,同时政府权限关于广泛的问题感到担忧。 易华仁则反驳,打从两年前就已经针对立法进行研究和广泛咨询意见,包括去年成立蓄意散播假消息国会特选委员会,与媒体机构等代表对话,立法过程也有咨询过科技巨头的反馈。
我国副总理张志贤在昨天结束为期六天访华行程,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提及随着新中关系步入下一阶段,对接中国区域发展的合作,将成为两国关系发展更突出的要素。 他说新中关系在明年即将迎来30周年纪念,自1994年两国即开启政府间合作(G2G)的项目, 例如当年开启的苏州工业园也已迈入25周年。 他指出,中国正迈向区域集群发展,而新中两国目前的七项区域经贸合作理事会,和政府间合作项目虽起源于旧框架,但是对于契合中国新阶段的发展提供扎实基础。 张志贤提及的其中一项新中合作项目天津生态城,被视为新中合作的指标性项目。2007年,时任国务资政吴作栋和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构思生态城,选定天津滨海新区为生态城所在地。 天津生态城是两国开展的第二个政府间合作项目,也是新中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JCBC)推动的项目之一。张志贤是JCBC新方联合主席。 两国的目标是将生态城建设成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经济和谐,可持续发展并可复制的城市。 时任国家发展部暨贸工部长李奕贤,在2012年的第八届绿化建筑峰会上,曾放眼该生态城在2020年完全完成,规划人口35万。 他形容,新加坡乐意透过合作分享及学习绿化科技,新中天津生态城则是两国合作的典范。 天津生态城占地30平方公里,在去年迎来10周年纪念。当时《联合早报》一篇报导揭露,有10万人在生态城生活和工作,建成并售出三万套住宅。 然而,距离明年要达到35万人口目标,显然仍有巨大差距。 据了解,目前累计入驻生态城的企业达7700余家,其中智能科技企业占三分之一。 吉宝集团获邀,领导新方联合体与中方联合体以50-50比例成立合资公司——中新天津生态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作为中新天津生态城这一标志性的双边合作项目的主体开发商。
转载自:雅虎香港新闻 “如果我仍有气力,必继续在教会敲钟,在世上敲钟,在人心敲钟。” 2014年,香港爆发超过70添的占领行动,被指是“占领中环”运动发起人的戴耀廷、陈健民及朱耀明,以及另外6名参与人士,被控串谋作出公众妨扰、煽惑他人作出公众妨扰及煽惑他人煽惑公众妨扰等罪。 在上周二(4月9日),“占中九子”就9人就不同控罪被裁定罪名成立。 据香港独立媒体报导,案中第三被告、75岁的朱耀明牧师,在判决后的法庭求情时,表示对于行动“不后悔、没有遗憾、愤怒和不会放弃”,令旁听席多为民众流泪。 朱耀明:问题来自屈膝强权下的“公民从命” 他指出,也许许多人以为,香港的问题源于“公民抗命”,但其实是来自“公民从命”,这种从命,屈膝于强权和独裁者的政体下,结果卷入死伤无数的战争、或是无数人对贫穷、愚昧、战祸和残暴无动于衷;监牢里只是小奸小恶的罪犯,大奸大恶者反倒成了国家的领袖。 在被告栏上,他回顾一生走过的香港民主运动历程,但他谦卑地说,在雨伞运动中,自己只是一个敲钟者,希望发出警号,让人们直到不幸和灾难正在发生,期盼能唤醒人们良知,共挽狂澜。 以下为朱耀明《敲钟者言– 被告栏的陈辞》全文: 作为一个终生为上主所用,矢志与弱势者和穷苦人同行,祈求彰显上主公义,实践天国在人间,传颂爱与和平福音的牧师,垂老之年,满头白发,站在法庭被告栏,以待罪之身作最后的陈辞,看似极其荒谬和讽刺,甚至被视为神职人员的羞辱! 然而,此时此刻,在我心中,在法庭的被告栏,是一生牧职最崇高的讲坛,死荫的幽谷成就了灵性的高峰。 几十年来,讲道无数,想不到最费时,最用心,受众最多的讲道,正是在被告栏的陈辞,这里有我童年的故事,牧区的故事,香港的故事,民主的故事,最后一里的故事,雨伞运动的故事,人间和天国的故事。 古时的犹太人,期待救赎主来临的日子,那里再没有痛苦和眼泪,但基督道成肉身,住在人间,经历人世的艰辛,诠释了救赎主的真义:“那里有痛苦和眼泪,那里就有救赎主!” 在乖谬的时代,在专权的国度,在扭曲的社会,我甘愿成为一个勇敢的敲钟者,唤醒人间昏睡的灵魂。 这一切,从我童年的故事说起。 我的童年故事 我自幼失怙,失恃,幼时被送回乡间随祖母生活。 小学时,目睹残酷的土地改革运动,许多“地主”受公审,群情汹涌,有些即时枪毙而死去,有些不堪凌辱而自尽。 政治斗争下,田地荒废,人民成为牺牲者,挨饥抵饿,以树叶野果充饥。 替人看牛和种田,与祖母相依为命,小学教育在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下完成。 祖母离世更是无依,她死前托一位乡里,申请我重回香港。担着自己的行李,步行了一天,才到达台城车站。 抵港第的一天,便上工当学徒,不甘永远煮饭和洗衣,出走露宿街头,替人擦鞋为生,饱受歧视,更被黑社会欺凌殴打。 有一年,患上风湿性心脏病,住院两个多月。 躺在病床,看见病友死前的挣扎,看见别人探病的亲友,我却孑然一身,伤心莫过于此。 我开始问自己:生存的意义是什么生,仿佛是我个人的负累;死,可能是个人的彻底解脱?...
日前,我国前外交部长杨荣文在个人脸书透露,将在五月底卸下香港嘉里物流联网(Kerry Logistics Network,KLN)主席兼执行董事一职。 有关脸书贴文,也是写给他在KLN的同侪的信函,表示自己将在5月31日,卸下主席暨执行董事职位,惟将继续担任嘉里物流的高级顾问,每个月仍会返回香港总部报到,所以不算是真正的道别。 信函提到,妻子一年前大病初愈,来到65岁,自己希望能多花时间陪家人,并追求其他兴趣。 早在去年2月1日,杨荣文曾透露,在前年换上鼻腔癌的妻子梁利平,在美国接受治疗后已没有癌症迹象。 在2011年的全国选举,杨荣文领军的行动党团队在角逐阿裕尼集选区时,遭到工人党刘程强的团队挫败。他不久后就卸下外长职位并结束23年的政治生涯。 随后,加入马来西亚糖王郭鹤年的嘉里集团。 他曾在接受香港《南华早报》访问时指,在败选后不久,反对党领袖刘程强接受访问时这么说:之所以取得胜利,并不是对手没有做好工作,而是老百姓希望(反对党)进入国会。 杨荣文当时表示,这句话点醒了他,理解问题并不是出在他身上,而选择开展新的人生篇章,弃政从商。 重返政坛? 不过,也有坊间猜测,这次杨荣文卸下商界职务,会否是“弃商从政”,重返政坛? 在今年2月14日的元宵晚宴上,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在脸书曾暗示杨荣文“重返阿裕尼团队”,并且“处于最佳战斗状态”。 随着选举跫音将近,各路人马风吹草动,都可能影响来临的政治布局。虽然杨荣文表示卸下职务为陪家人,也同时提及“追求其他兴趣”,却没有道明是追求何种兴趣。 《联合晚报》在4月13日,曾通过电邮联系杨荣文,但后者表示不愿置评,这也为选民们留下更多遐想。 杨荣文现年64岁,祖籍广东潮州,1954年在新加坡出生,1973荣获新加坡总统奖学金及新加坡武装部队奖学金赴英国剑桥大学深造,1983年获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行政管理学院公共行政学硕士学位。 从1988年至2011年,杨荣文为新加坡政府服务了23年,2004年,受委外交部长。 在商界方面,除了嘉里集团,杨荣文也前后担任友邦保险、新仰光发展公司、新加坡丰益国际集团等企业的独立董事,和哈佛商学院、西班牙IESE商学院、北京大学等高校、机构的顾问。 2018年6月,他也受委为中国电商平台“拼多多”的独立董事。
本月9日,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全新F-35A战机,在日本青森县外海失事坠毁。 针对《今日报》的询问,上述事故会否影响我国添购F35战机的决定,对此国防部发言人重申,新加坡武装部队会先购置四架F35战机,再考量是否再增购其余的八架。 国防部表示,会对战机的能力和合适程度进行全面评估,确保F35战机符合部队需求,且可安全运作。 虽然在日本的事故,乃是全球首宗F35战机在海外坠毁的案例,不过,根据防卫新闻报导,在去年9月,美军的一架F35B战机也曾在南卡罗莱纳州坠毁,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 至于日本防卫厅则暂停了三泽基地所有F35战机的飞行直至另行通知。目前,则倾全力搜救下落不明的40岁飞行员和查明事故肇因。 日本内阁在去年12月,通过《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刚决定大量采购F-35A及衍生机型F-35B战机,总采购量高达147架,包括42架F-35B和105架F-35A。 恐影响日防卫政策 不过随着坠机事故发生,分析指可能影响日本的防卫政策。 F35A被定位为“日本防卫战略关键”,事故战机也是日本国内企业参与制造的首架机体。2017年6月,才在日本爱知县三菱重工出厂。 根据美国政府问责局(GAO)的报告,截至去年1月,在F35战机上发现966项技术问题,其中111项属于可能威胁安全性能的关键问题,以及855项可能妨碍任务。 拥有匿踪性能的F35战机是由美、日、英、意大利等九国共同开发。 我国拟先添购四架F35 我国国防部长黄永宏,则是在今年3月1日在国会宣布,国防部确定向美国购买四架F-35战机。 当时,他提到由于美国、英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国家都订购了这款战机,产量上升也拉低了这款战机的售价。根据国防科技局(DSTA)的评估,目前正是我国下手采购的时机。 至于目前F-35战机的单机价格,从9000万美元(1.22亿新元)到1.15亿美元(1.55亿新元)不等,也和现在的F-15SG战机相当。 根据F-35生产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新加坡有意购置可垂直起降的F-35B战机,造价可能达到1亿1550万元。 购买新战机是我国建立下一代武装部队的计划之一,我国也会从2020年起,陆续更换老化的军备。 根据路透社报导,新加坡空军大约有60架F—16战机。这些战机从1998年开始服役,将在2030年前后逐步换装。
选举局发文告指出,选民册已在4月15日完成查核,合格选民共259万4740人。 国民可前往选民局网站(https://www.eld.gov.sg/online.html)核实选民资料,或携带身份证到选举局或民众俱乐部查阅。 海外选民则可到制定的海外领事馆或大使馆查阅。 那些在过去选举因没有投票而被除名者,受促尽早向选举局申请重新登记选民,因为选举令状一旦颁布,当局就会停止让国人申请恢复选民资格。 旅居海外的合格选民,如果在2016年2月1日至今年1月31日之间,曾在本地居留至少30天,可申请成为海外选民。 2015年选举,有246万2926名合格选民,该年投票率达到93.56巴仙。来届选举最迟必须在2021年4月前召开。 这意味着这四年来,新选民增加了13万1814人。
在本月11日,《海峡时报》一篇用户付费文章揭露,地铁环线延长线第六阶段(Circle Line 6,或简称CCL6),预计总耗资48.5亿新元。 CCL6总长约四公里,增设三站连接滨海湾站和港湾站。这意味着,每公里的成本就达到12亿元,是首五阶段平均成本的五倍。根据2017年4月的《联合早报》报导,当时工程预计耗资37亿元,成本足足增涨了11.5亿元。 陆路交通管理局(LTA)针对《海时》提问指出,成本高涨基于数项因素,包括地下建设工程的挑战和复杂程度,以及必须设法与现有运作中的首五期环线互相整合。 陆交局也指出,通膨也是其中一项因素。总长33公里的首五期环线是在20年前开始的,当时的价格成本较低。 其实近年来,也可见许多在本土施工的基本设施,最终成本远高于预期。 滨海沿海高速公路(Marina Coastal Expressway) 举例2007年,政府批准陆交局以25亿元的成本,兴建五公里长的滨海沿海高速公路。 当时,政府相信该高速公路能应付滨海湾区域密集发展而增长的交通流量,同时也作为滨海湾与全岛其他区域连接的主要干线。 工程预计2013年完工。但是两年后,2009年4月28日的动土仪式上,陆交局宣称已颁布价值41亿的高速公路建设工程合约。这显然与两年前宣布的预计成本,高出了16亿元。 市区线(Downtown Line) 2012年,地铁市区线又被揭发成本从原本的120亿元,高涨至207亿元,足足增涨了70巴仙。 当时,陆交局给出的理由是,增加的87亿元,乃是受到建筑材料和成本高涨影响,加之在原有计划有些更动,例如比2008年原计划的总长40公里,增至42公里和34站;增加卡里巴株地铁车厂容量、更严格的安全和监管等等。 星耀樟宜(Jewel at Changi) 再来就得提提星耀樟宜了。星耀樟宜是由樟宜机场集团与凯德商务产业( CapitaMalls Asia)联营公司打造,2013年12月,该工程原本预计耗资14亿7千万新元。 两大集团合资公司,樟宜机场集团占51巴仙股份。樟宜机场集团也是新加坡政府全资拥有,由淡马锡基金经营。凯德商务产业是凯德集团旗下公司,至于淡马锡,就是凯德集团的控股股东。 总理李显龙在2013年的国庆群众大会上,宣布建设星耀樟宜的计划。当时,该工程被看好可成为樟宜机场地标性建筑。 然而,历时五年后,在上周宣布星耀樟宜开放预览时,媒体报导该工程耗资17亿元,比原先预计成本增涨了约2.3亿元。我们必须质问,谁又该为这些大型工程的成本增涨买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