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社在上周四揭示,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将认购印度巴帝电信500亿卢比(约9.72亿新元)的附加股。 一周前,巴帝电信宣布将透过发售附加股和永久债券,筹集3200亿卢比(62亿新元)的资金,以协助该公司减轻总值约210亿新元的债务。目前,该公司市值为250亿元。 目前,新电信(Singtel)是巴帝电信最大股东,持股达39.5巴仙。不过她决定部分股权由GIC认购。为此,新电信持股将减至35.2巴仙,但仍是最大股东。 而GIC首次投资巴帝电信,将持股4.4巴仙。 新电信在2000年首次买入巴帝电信的股权。过去12个月,新电信已在投资约9亿新元于巴帝集团,包括投资2亿5000万美元于非洲巴帝电信。 从2016年8月至2018年2月,新电信则积极增加在巴帝电信的股份,从33巴仙增至29.5巴仙。 有分析指,新电信减持可能是对巴帝电信透过举债来增加资金的举动,持保留态度。 穆迪首次下调评级 有鉴于巴帝电信因陷入新电信业者Reliance Jio的削价战,持续损及其盈利,穆迪长期债务评级,首次调低巴帝电信的投资级别评级,从Baa3降至Ba1,即:“有投机成分,有相当风险”。 在该评级中,Baa评级属中级,意味证程度一般。利息支付和本金安全现在有保证,但在相当长远的一些时间内具有不可靠性。缺乏优良的投资品质。 如果Ba级则具有投机性质,意味有关企业不能保证将来的良好状况。还本付息的保证有限,一旦经济情况发生变化,还本付息能力将削弱。具有不稳定的特征。 穆迪评级评述,考量该公司盈利能力、现金流和债务情况是否能维系和改善,加之印度电信市场的竞争态势,评级下调反映对巴帝电信前景的不确定。 穆迪也预计巴帝电信在印度电信市场的盈利,在未来数季度仍会持续走低。虽然债务会随着募资行动降低,但是在主要电信运营的较弱现金周转,仍会使得杠杆率持续攀升。 印度通讯顾问公司ComFirst India总监马哈斯评述,巴帝电信无疑陷入压力和竞争困境。其巨大债务也会影响其其他的募资和投资活动。 至于巴帝电信的现金周转,也在当前财政年的首九个月出现压力。在过去三个季度,一直产生负现金流,这是该公司过去15年首次出现负现金流。 穆迪认为,如果巴帝电信要加强公司的信用质量,以支撑更大的财务灵活度,其核心电信部门的现金流必须取得显著复苏。
不到五个月内,发生两起波音737 MAX8客机坠毁事件,为安全起见,新加坡民航局(CAAS)决定从今日下午2时起,暂停737 MAX所有型號客机在新加坡机场的起降。 新加坡民航局今日发表文告宣佈,新加坡航空公司旗下的胜安航空公司,將受暂停令的影响。 停飞令也对在新加坡运行、拥有波音737 MAX客机的航空公司:中国南方航空、印尼的嘉鲁达航空(Garuda Indonesia)、山东航空(Shandong Airlines)和泰国狮航(Thai Lion Air)有效。 文告称,民航局和樟宜机场集团,將与这些航空公司合作,将乘客受到的影响减至最低。 民航局也会在客机停飞期间,收集更多资料,以评估使用这款客机的安全风险。 胜安航空昨日(11日)曾表示,公司拥有的六架波音737 Max8型客机继续如期运作,并会密切观察情况。目前,该公司与民航局和樟宜机场密切联系,以处理航班中断的事宜,公司将在确定受影响的航班时另作宣布。 至于该公司旗下17架波音737-800NGs客机则不受影响。 本月10日,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37 MAX 8型客机从埃塞尔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起飞后不久坠毁,导致机上157人全部罹难。 去年10月,狮航一架同型客机从印尼首都雅加达起飞后不久也失事,造成机上189人全部丧命。
译自:Joseph Nathan脸书贴文 新加坡年轻一辈或许不清楚,全国职工总会(NTUC)的由来。从儿童看护、超市、小贩中心和培训中心,职总几乎无所不包,在本地占据主导地位,却从未冒险离开新加坡,甚至也未清楚自身的定义。 1961年,获得人民行动党支持的新加坡工会总会(Singapore Trade Union Congress, STUC)分裂为二,左翼的新加坡工会总会(Singapore Association of Trade Unions,SATU),以及亲行动党的职总。但随着SATU的领袖在冷藏行动中被捕,职总就成了国内唯一的工会。 但是,职总很快就陷入丑闻,1970年代当上职总主席的彭由国,却在他担任新加坡工业职工联合会(SILO)秘书长期间,涉及不当挪用公款而被控失信,结果后者潜逃出国,直至35年后才回国面对审判,遭监禁60个月。 此外,前学运领袖陈华彪也抨击,1974年的新兴共有联合会(PIEU)所谓的“暴动”事件中,是工会领袖在彭由国指使下,上演的一出戏,当时陈华彪和另一同学根本都没在场。陈指出彭由国的性格缺乏诚信,使得后者成为备受争议人物。 有别于今日的职总,SILO因为提供的许多必需品价格都还算公道,过去也受国人欢迎。但基于彭由国的丑闻,SILO被迫“重组”并从国人的记忆中消失,现在的职总在商品价格上,也不比SILO较可负担,更多国人也把职总视为一个经商企业看待。 二战后期,许多南来移工大多不识字、和家人相隔远地,也面对诸如饥饿、无良雇主剥削乃至秘密社团的威胁,而工会总会就成了新加坡工人代表的基石。即使是学生也积极参与学运,为社会争取权益。如果当代这批学生,面对今天我们孩子在大专面对的不公待遇,他们必定会群起抗议而不是无助地哑忍。 这也引出了几个一些问题:今天的职总NTUC,还是那个代表、捍卫国人权益的工会吗? 如果要让职总作为企业运作在市场竞争,那么为何它还有那么多的特权和优待?请问它对国人的价值是什么?又改向谁负责? 为何有那么多的政治领袖,都“受雇”在职总之下,让他们的履历更为“光鲜”?职总会破坏国家的集体利益吗?如果职总那么活跃,为何它至今无法拓展到国外去?来为国家经济和国人制造真正的就业机会? 面对越发挑战的全球环境,新加坡正寻找未来经济出路,我们更需要去质问职总这些问题。职总作为工会理应超越政治,站在最主要的利益相关者一边–劳工阶级。如果一直有政治的介入,工人永远是输家,又如何能真正代表工人?职总不能同时侍奉二主。 在商业方面,如果职总还享有特许权,那么当大多数机会都被这个大象鲸吞了,要怎么能激励本地的创业精神,就以小贩中心为例,职总成为管理层,那么当小贩面对不公待遇,又该找谁申诉,难道我们的工友和小贩权益不就面对这种利益冲突的侵害吗? 理应放手这些特许经营权,让本地企业和私人界,有营造有竞争力和成长的机会。如果职总无法创造本土和经济价值,为何仍容许职总商业化小贩中西你? 抨击新印协议引进外籍专才 在共享经济时代,国人为求三餐温饱,被迫与一些利益至上的外来创新企业,签订有争议的雇佣协议,在自己的家园被不合理地剥削令人心痛,这个时候,人力部和职总去了哪? 就以印度-新加坡全面合作协议来说,等同中门大开引进外籍专才,在本土就业市场取代掉我们自己的人才,久而久之,又会出现一些“假文凭”事件,营造不良社会风气乃至侵蚀掉我们自己的品牌价值。 一般这些外籍人才,都倾向和祖国同胞聚集,假设他们掌握人事部门,也可能倾向帮助自己的同胞,或一些“友好”的雇佣代理。但长远下来,将使得企业更为缺乏竞争力。...
被指涉嫌泄露艾滋病患个资给美国男友费雷拉,本地医生吕德祥针对“借血”费雷拉骗取就业准证的指控,于昨日提出上诉,但被高庭驳回。 高庭法官在昨日下午的裁决维持原判,吕德祥仍需在本月21日起,入狱服刑两年。 为包庇有艾滋病的费雷拉,吕德祥被指在2008年3月20日和2013年11月29日,以自己的血液样本偷龙转凤瞒过人力部,让后者得以通过就业准证申请。 吕德祥被控四项欺骗和提供假资料控状,前年在国家法院受审后,于去年9月背叛坐牢两年。吕德祥提出上诉,案件在昨日在高庭审理,他未请代表律师而选择自辩,并在陈词时否认助费雷拉换掉血液样本。 他解释,在得知费雷拉偷取艾滋病患个资后,他认为透过假装认罪,并提供假证供,可以成为牵连费雷拉的筹码,让当局阻止后者泄露资料。 而后又改口称,作假招供乃是对抗当局,因为感到卫生部歧视他的性取向。 吕:费雷拉向来目无法纪 2008年3月3日,费雷拉用巴哈马籍假护照,到善达社区保健机构(Singapore Anti- Tuberculosis Association Community Health, SATA)进行血液检验,被诊断患有艾滋。之后费雷拉即借吕德祥的血液来通过人力部的测试。 不过,吕在上诉时辩称,费雷拉没有患艾滋,当初SATA检测结果呈阳性,因费雷拉害怕打针,便借其他人的血验血,殊不知对方是艾滋患者。 当法官询及为何费雷拉要这么做,吕德祥称,费雷拉向来目无法纪,所以做得出验血造假的勾当。 副总检察长、高级律师郭民力回应,吕德祥辩词前后矛盾,警方从未指示吕如何给口供,或者为当局制造对付费雷拉的筹码,而所有证据都指向吕涉及提供假血液样本。 至于高庭法官蔡利民则认为,证据显示吕德祥就是始作俑者,而不仅仅是帮凶,认为吕的陈词“有创意,但也不合逻辑”。法官认为,吕是自愿给口供,没人逼供,不相信对吕的判决明显过分,因此驳回吕的上诉。 涉毒案5月开审 吕德祥另外面对触犯官方机密法令的控状,以及三项与毒品有关控状,涉毒案将于今年5月29日开审。 吕德祥曾担任卫生部国家公共卫生与流行病学部主任,有登录国家电子健康记录的权限。他的同性伴侣费雷拉,涉嫌外泄1万4200万名艾滋病患个资。 2012年11月,费雷拉指控吕德祥把他的艾滋病状况截图分享给他人。但是,当卫生部官员多次找他协助调查,后者不太合作,也无法给出实质的证据。 在2013年五月,卫生部把吕德祥调职,此时他对接触艾滋病数据库的权限也被终止。2014年1月,吕德祥离开卫生部。
根据《联合早报》专访报导,“揣测”武装部队奖学金得主、前空军中队指挥官傅丽珊,有可能代表人民行动党在来届选举上阵。 报导指出,傅丽珊刚在去年11月,受委为人民行动党三巴旺支部副主席。此后曝光率频频,两个月后先后在许文远和安宁·阿敏这两位三巴旺集选区议员的面簿贴文上亮相;今年1月的社区活动上与四位三巴旺集选区议员同框。 此外,她也成为立国一代配套宣传与联系工作小组一员,还要协助筹备三巴旺集选区首个大型妇女节庆祝活动。 这则报导指三巴旺基层领袖傅丽珊,近期这么高的曝光率,为人们留下“想象空间”,认为她下届大选就会以“白衣人”身份出征。 “如有机会,必全力以赴” 她在受媒体追问时也指出:“基层服务很有意义,让我很有满足感,如果我的确能担起议员责任,我会全力以赴。” 获得武装部队奖学金,傅丽珊毕业自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拥有机械工程和经济双学位。在1999年进入空军担任直升机飞行员。 根据傅丽珊的社交群Linkedin的个人履历,可见她在空军中的优越表现。她曾在国防部担任助理总监,负责“检视武装部队的组织结构和关键能力”,负责检讨国防预算的分配、颠覆性科技、情景规划、风险评估等,关键成果乃是引领第三代武装部队的转型过程。 另外在国防部2004年的刊物中,则提到傅丽珊生活中最大的热诚就是履行和马拉松,而她向往参加在美丽蒙古草原或西藏高原进行的超级马拉松赛。 2005年,她升迁为125中队的指挥官,负责搜救任务。她曾分享军旅生涯中难忘的事包括在2004年12月参与亚齐大海啸的搜救,以及从南中国海中央的游轮上,救出严重肠道出血的老妇人。 2006年至2010年,傅丽珊出任“首位总统全职女副官”,负责为纳丹总统规划、协调国家级、社区和海外访问活动,安排行程。当纳丹总统在2016年离世时,她也挽文哀悼,表示纳丹总统为人亲民,有幸为他服务,也感谢纳丹提议委任女军官为他的左右手。 2010年,傅丽珊离开部队,加入樟宜机场集团成为副总裁,如今忙于规划第五航空楼的规划建设。 在《早报》的访谈中,傅丽珊提到政府一心要走得更快,许多国人却不明白个中道理,基层因此可扮演沟通的角色。 “我们须发挥政府和居民之间的桥梁作用,协助民众了解国家如何应对世界的变化,他们本身又要如何应对,以及国家会如何帮他们应变,包括确保他们获得培训和求职方面的援助。”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引述专家分析,指出我国向美购买F35战机,显示亚洲国家关注中国对该区域的野心,且购买F35也可能引起中国的不安。 我国国防部长黄永宏是在本月1日,在国会宣布国防部确定向美国购买四架F-35战机。 在CNN的文章中,引述前美军军官和专家分析,认为新加坡“可能无法信任中国的保证,即对南中国海是没有军事意图的”。 文章指新加坡将成为太平洋区域,第四个拥有F-35战机的美国盟友国家,其余三个是澳洲、日本和南韩。 狮城非美缔约盟友 不过,我国国防部对此发表声明,指CNN报导有误,因我国并非美缔约盟友,且允许美方战机和军舰使用部分军事设施的安排,最早可追溯到1990年,并不是我国针对任何近期发展所作出的回应。 国防部也强调,我国空军购买F-35型战机是为了自身的国防威慑用途,并不是针对或配合任何特定的国家。 我国是美方的维安伙伴,在1990年的协议下,允许美方在三巴旺基地为美国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船舰提供后勤支援。而近期,新美双方有谈及更新1990年协议,让美方继续使用我国部分军事设施。 此外,英国在三巴旺也有维修船舰的设施。 国防部也解释,我国国防政策,乃立基于“一个包容安全架构的基础”,东盟国防部长会议(ADMM-Plus)即是范例。这个组织的成员,就包括东盟十国以及中国、印度、澳洲、日本、纽西兰、南韩、俄罗斯和美国。 F35单价1.55亿新元 我国国防部将致函美方,先要求采购四架F-35战机,之后再打算添购八架。新加坡已获得美国行政部门和国防部的同意。 黄永宏曾表示,美国总统川普上月还致函我国总理,欢迎我国采购F-35战机的决定。 目前F-35战机的单机价格,从9000万美元(1.22亿新元)到1.15亿美元(1.55亿新元)不等。
日前,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在脸书发文指出,新加坡虽然避免了福利国的隐患,但他认为必须慎防陷入“津贴国”的潜在危险。 他认为,英国在70多年前推行福利国制度时,无法预料到今天会承受的巨大负担。“这种制度的根本风险在于–现在看起来对的事情,将来可能出错。” 他说,随着国家的需求、挑战和特征会改变,我们无法预知几代人过后,津贴国会面对怎样的潜在负担。 故此, 他认为必须在政府的责任、社区、家庭和个人之间取得平衡,确保新加坡能持续发展、进步。 换言之,或许新加坡为了避免陷入“福利国”陷阱,反倒成为“津贴国”,一方面国人继续承受各种生活压力,一方面政府则必须这里津贴一点,那里发一些填补,使得整个系统更为繁琐、复杂化,这反倒增加行政上的成本和负担,许多民众也感到混淆,去问问看有多少年长者,究竟能分辨出立国一代配套和建国一代的差别? 医疗乃基本人权 之前,工人党秘书长毕丹星在参与国会辩论时,就曾呼吁落实永久性的乐龄医疗护理配套,让国人只要年满60岁,就能自动享有一系列的基本医疗津贴。 这并不是要我国成为“福利国”,而是保障国人最基本的医疗保健权利,让他们免于无法看病、看不起病的忧虑。如果真得体恤国民,珍惜年长者对国家的牺牲和奉献,那么就应该把看病视作人民的基本权益。 过去,曾有报导指一名年长者因感到无法排尿,到陈笃生医院急诊部门求助。但他申诉,医院职员不让他使用建国一代卡,结果他还要为看诊付105元的费用。 这事件发生在2015年,当时的卫生部的答复是这样的:建国一代卡可用在CHAS社保计划诊所、综合诊所和医院专科门诊,但不包括急诊部门。 这是因为,公共医院急诊部门为紧急意外伤患、有生命危险者服务,为确保病人得到所需紧急治疗,所以急诊部的手费都是划一的。 如果需要住院,出院时可以用保健储蓄或健保双全付医药费。至于无法支付紧急部门入院费用者,则可寻求医院社工帮忙。 虽然政府最近宣布,无论收入多少,让所有患慢性病国人都能获得CHAS社保计划给予的津贴。但目前持有CHAS卡,从家庭诊所转介到综合诊所照X光和验血,都无法享有津贴。 针对性津贴不够普及、全面 同样的, 津贴是有顶限的,而且不同收入获得的津贴也不同,反而增加了要维系整个社保计划的复杂程度和成本;再者也不是每一种疾病、或者在特定医疗设施使用CHAS津贴,例如上述年长者前往急诊部就诊的个案。 针对性津贴或许可以依据国人不同的收入能力,分配资源,但照现有的医疗津贴制度,国人想要看病,还得“精打细算”,同时也难以预计自己的医疗开销,例如如果被诊所转介到公共医院,则可能要动用自己的健保储蓄。 根据怡安2017/18年保健趋势调查报告,新加坡的2018年的医疗通膨预计达10.9巴仙,在东南亚的怡安医疗通膨指数,得分95.1(得分最高的国家为越南:164.5)。 住院开销是主要的通膨因素,其中治疗费调涨最大,占了病患医疗开销的一半,而其余四大经历通膨的部分为:看诊程序、药物、义肢和病房。 这显示卫生部更应该在最关键的问题:医疗费用问题着手。如果现在的津贴和健保制度,仍然让国民看病时还要忧虑自己的储蓄是否足够、自己是否“看得起病”,那么就说明现有的医疗安全网,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以下参考资料:社保计划CHAS 诊所医疗津贴
邻国马来西亚国会将在明日召开,将寻求通过两项修宪案,其中最为瞩目的,即是修改的宪法和法令包括《联邦宪法》第1(2)条文,以恢復沙巴和砂拉越这两个州属,作为“邦”(Wilayah)的地位,让沙砂与马来亚半岛平起平坐。 马国内阁日前议决将动议修宪,恢复沙巴,砂拉越与马来亚的平等地位,一旦修宪成功,沙巴与砂拉越将不再只是“州属”。 不过,根据马国法律, 修宪案需获得国会中2/3议员的支持,才能顺利通过,之后交由国家元首御准,並在宪报上颁布,方能生效成为正式法律。 马国国会目前有222议席,不过目前执政联盟希盟仅掌握125席,当中计有公正党50席、行动党42席、土团党22席及诚信党11席,加上沙巴民兴党9席,共134席,以此推算,距离修宪所需尚差14席。 去年经历509变天后,砂拉越国阵成员党宣布退出国阵,并另组织砂拉越政党联盟(GPS)。 由于恢復沙砂地位攸关东马两州,砂拉越首席部长拿督巴丁宜阿邦佐哈里已于週六(9日)表明,將指示砂政党联盟所有18名国会议员,需全力支持修宪。预料若全体砂拉越国会议员支持,料能达致超过2/3的修宪要求。 1976年修宪失平等地位 1974年,砂沙放弃了对石油和天然气主权,拱手让给国油(Petronas)。 当时出台了1974年石油发展法令,无论岸上或岸外石油和天然气,都归国油公司所有,而后者必须支付5巴仙石油税给中央和州政府。 1976年,马国曾经历一次修宪,导致砂拉越及沙巴从原本的平等伙伴,降为13州之一,而沙砂国阵成员党的议员都投票支持修宪。 但是随着近年来,沙巴和砂拉越自主意识抬头,当地本土政党和民间呼吁检讨1963年建国契约的呼声越来越烈,包括要求把石油税提升到20巴仙、公平分配发展资源以及认可沙巴砂拉越自治权。 沙巴砂拉越政党也着手推动争取自主权的进程,积极与联邦探讨联邦宪法下赋予砂拉越和沙巴的权力和地位等。
因被拖欠长达三个月工资,有30名客工从本周一起,在罗敏申路79号工地外静坐抗议。这批客工雇主是分包商Stargood建筑公司,业主林杰彪(译音)声称,遭总承包商清水建设(Shimizu Corporation)拖欠款项。 不过,清水建设公司对此发声明反驳,声称由于Stargood建筑无法提供足够的人手和建材,导致总承包商必须掏腰包承担,至今Stargood建筑仍拖欠他们高达54万新元的款项。 林杰彪之前称自去年12月就没有收到清水建设的款项,但后者反驳,至今已经支付给这个分包商多达126万元。 总承包商:已支付126万元 根据《今日报》报导,清水建设在声明中指出,Stargood理应每天供应80-110名员工在工地施工,但是对方只有40-60人工作,没有满足这项分包工程的要求。 清水建设表示,该公司别无他法,只能自掏腰包提供充足的建材和员工,为此耗费了82万元。这笔费用也由Stargood承担,在扣除了该公司的成本费用等,清水建设指出Stargood仍拖欠54万元。 此外,清水建设对于Stargood仍未支付客工的薪资,还将之怪罪到总承包商头上,表示“遗憾”。 这些30名客工静坐抗议,声称有多达59名客工,总共被拖欠高达30万元的薪资,有者已有两、三个月没有领到工资。 据了解,分包商Stargood将在今日会见人力部,而清水建设则表示会与客工中心商谈协助受影响客工的事宜,该公司表示如有需要会采取必要行动。 涉及静坐抗议的客工,工作于罗敏申路79号工地,即旧公积金局大厦原址。在2015年11月,星桥腾飞集团以5亿5000万元,标下旧公积金局大厦。 2016年10月,星桥腾飞集团(Ascendas-Singbridge Group)和两家日本企业组成合资公司—Southernwood房地产,计划将前旧中央公积金局大厦重新发展为29层高的办公楼,预计2020年完成。
国家发展部长黄循财在昨日(3月7日),参与国会拨款委员会辩论国家发展部开支预算,提及政府考虑放宽使用中央公积金,购买旧的重售组屋限制, 预期将在今年五月公布政策调整详情。 他说,看了一部题为《有楼万事足》的香港纪录片,指出香港年轻人难以圆拥屋梦,当地最便宜的三房式组屋等同44万新元,比新加坡的还贵一倍。他借此传达,相比香港,在我国买房子“并不难”。 黄循财也公布政府有意进行一系列措施,让民众更容易拥屋。 至于等候组屋抽签结果的时间,则从六周减缩到三周;同时会提前半年公布下来推出的预购组屋地点,以方便买家作更明智的购屋申请。 目前用公积金购旧组屋有限制 民众若要购买屋契仅剩60年的组屋,动用公积金会有一定的限制。一些银行也会依据这些限制,来决定贷款的期限。但是,市场上100万间组屋中,有九万间都是屋龄超过40年的组屋。 他提到,公积金的政策乃是确保公积金会员仍有足够的养老储蓄,不过这些限制也带来一些掣肘。 “例如,某买家有意动用全额公积金,购买屋龄39年的组屋,但是到了第二年,可以动用的公积金就会受限。”黄循财认为,屋龄只不过一年之隔,没有理由就要面对限制。 他认为,不应把中心放在组屋屋契的期限,而是确保买家可以买到足够他们终身使用的组屋。所以,即使屋龄少过60年,也应放宽动用公积金的限制。 屋契剩35年屋价走下坡 不过,有分析师曾警告,公共组屋跨过64岁的门槛(屋契期期限少过35年),屋价可能就逐步走下坡;屋龄到69岁(屋契剩30年),就不能用公积金来支付这种高龄组屋的头期。 两年前,《海时》编辑蔡美芬在一篇评论就提到,如果将来打算转售,她不会购买屋龄已达30-40年的组屋。 “如果要找转售组屋,也会找屋龄20年的,至少在未来十年还能以合理价格转售。” 她提到,如果有意转售以套利,就不会考虑买30-40年屋龄的组屋,除非是拿来自己住、养老。 当然,她没有考量到的是,在她离世后,组屋传承给后代的价值。 公共组屋会成为大选的炙手课题,相信政府有意藉着放宽公积金购屋的限制,以期带动旧组屋的价值。 惟不可忽略的是,不管是总理还是部长黄循财,都直接承认房子到了99年,价值就归零,必须归还给政府作其他发展用途。 去年11月,总理就曾提到,99年屋契是公平安排。当民众付出一定价钱,向政府(建屋发展局)购买公共组屋时,是买了 99年的屋契。99年期间,这间组屋是你的,你可以用满这屋契99年,这期间你“拥有”这间屋子。 总理还举例,就好像把20年契约卖给小贩一样(we sold the stall to t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