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老顾客为旧机场路小贩打抱不平,职总富食客也打破沉默,向媒体澄清,小贩们签租约时,管理公司都有解释条款,合约中注意事项也是中英对照,确保小贩了解工作人员解释的内同才签约。 职总富食客告诉媒体,旧的清洁承包商合约在2017年下旬到期,而新承包商在2018年1月才开始服务。 依循小贩协会要求,管理层依据不同种类摊位的碗碟使用量,征收不同的餐桌清洁费: 糕点/点心档:374元 饮料/甜品档:513元 熟食档:588元 至于Gary Ho提到,小贩被要求为小贩中心公共空间投保,职总富食客则解释,这是环境局的要求,要小贩担负公共责任保险,为第三方在遇到火灾、食物中毒等意外下提供保障。不过,职总富食客也强调这个保险并不是强制性的,小贩也可接洽其他保险公司。 针对小贩营业时间,职总富食客表示,没有制定最低营业时间,也没有规定小贩每星期可休息几天。要暂时休业则只需通知管理层就可。 网络申请表格不适用旧机场路小贩 职总富食客也进一步解释,从该合作社官网下载的小贩申请表格,并不适用在旧机场路小贩中心。 该合作社表示,将和小贩协会紧密合作,确保租约内容透明,征聘的承包商也符合小贩们的实际需求。 至于提出有关小贩营业时间过长问题的网民林家良,在得知职总富食客的回覆后,则表示感到混淆,因为根据该合作社官网,却把旧机场路小贩中心也涵括其中。再者,是否意味着,其他由职总富食客管理的小贩中心,都有这种工作至少8小时的条款? 林家良表示,“静候职总富食客的更多回覆。”
蒙巴登国会议员林谋泉于脸书贴文,回应旧机场路小贩中心老顾客Gary Ho的提问。他澄清,据他向小贩了解,他们并没有被要求需经营过长的营业时间。不过,有网民立即上载表格到脸书,证明在职总富食客的小贩摊位申请表格,清楚列明需至少营业8小时。 一些从事餐饮业的网民指出,即便强制至少营业八小时对小贩来说也是不切实际的,并没有考虑到小贩在开档前,为准备食材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假设硬性规定小贩营业八小时,之前出外购买食材、准备食材的时间加上去,估计一天的总工作时间,恐怕都超过10-14小时。 林谋泉称,在昨晚结束与民会面活动后,还特地于昨晚10时30分亲自到访该小贩中心观察,发现大部分摊位已经收摊。其中一个摊位告示牌也说明营业时间是从早上8时至晚上7时。 “我不认为有必要让小贩们拉长经营时间。他们应可以自行决定要付出多少努力。” 林谋泉也再次重提,自己的父母也是小贩,清楚小贩们的努力,故此希望澄清有关Gary Ho帖文中提到小贩被迫工作过长时间的说法是不对的。 他说,他在傍晚时分向四名小贩了解,他们也指出职总富食客并没有要求小贩营业超长时间,同时休假也无需报告或被惩罚。职总富食客只是想确保小贩中心到了夜晚不会变得空荡荡。 反驳没有为小贩挺身而出 林谋泉也在回覆留言时补充,2017年,他安排职总富食客管理层和小贩们会面,本身也在场。 “职总富食客向我和小贩们保证,直到更了解小贩中心状况,将暂时维持现状一年。据我所知租赁条件没有变动,也没要求过长营业时间。没有小贩向我申诉如Gary Ho先生提出的问题。” 他说,每周而他都会在小贩中心楼上举办与民会面活动,小贩们若有问题可以直接找他。林谋泉补充,今年6月,小贩中心大清洗,他还参与小贩们组团到马国怡保旅游。当时也没有小贩提出类似问题。 “所以,Gary指责我没有为加诸小贩身上的更动挺身而出,这说法是不对的。” 网民上载小贩申请摊位表格,规定最少营业8小时 不过,名为林嘉良的小贩则要求林谋泉,应该先向职总富食客查证再发言,因为根据小贩申请摊位的表格,清楚列明小贩需至少营业8个小时,最长12小时。同时,在表格中也需选勾要每周休假一天、每月休一天或没有休假。 他说,问题不是在于职总富食客要求过长营业时间。但是,即便要求营业八小时,对很多小贩来说也不实际,因为这没考量到,小贩在开档之前的准备功夫和时间。 “对于烧腊或鸡饭摊位或许可行,但是卖面食就很局限与他们所准备的食物分量。假设小贩早上八点营业到中午12点,但是之前的准备时间是我们看不见的。很多花甲之年的小贩可以工作的时间也很有限,请不要强制规定营业时间,扼杀了我们的潜能世界文化遗产。” 休假要职总富食客批准 林家良表示,如果小贩想在每周休假日上多休一天,或是想提早收摊,都得向职总富食客请示,“请不要否认这点—这都列明在申请表格上的。” 再者,林谋泉说职总富食客不希望小贩中心到了傍晚变得空荡荡,但到了晚上比较无人光顾,也是有原因的。包括现在人们更习惯在家自己准备晚餐,再来就是手机叫外卖应用程序更发达,都是的小贩中心不再是吃晚餐地点的首选。 所以,现今小贩都专攻午市消费者,事实证明,出餐快的小贩和较高快的餐桌周转流量,使小贩中心成为用午餐的最好选择。他也质疑,如果说小贩不会因为违反规章被惩罚,那么为何表格中会附设这些条件? 林家良认为,合约中的条款剥夺了小贩的尊严,当大家把问题提出来时,环境局和其他建制派人士就变得自我防卫,认为这些条件“不那么糟糕”。“我期许在整个论争中能体现我们的务实精神,无奈每次都得面对这种固执、刻意的无知和诡辩。”
一名常光顾旧机场路小贩中心的老顾客,在脸书上载贴文,表示自己和一名相熟小贩攀谈时,后者告知当前小贩面对的艰难处境。 名为Gary Ho的老顾客在得知职总富食客接管后,社会企业管理模式并没提升小贩的营生,甚至可能扼杀小贩文化,在帖文中他提到,一些老小贩可能不堪管理层强制规定长时间工作,可能就此结业,顾客们再也吃不到他们烹制的到底美食。 以下为Gary Ho英语原文大意: “熟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有多爱旧机场路小贩中心!我把所有外国朋友都带到这里和牛车水市场。 昨日(22日)我到那里,一名相熟小贩告诉我近期的改革正扼杀小贩中心。职总富食客在接管小贩中心后,让小贩们签署以英语书写的可笑法律文件,而且也没有翻译内容给不谙英语的小贩。当小贩们问起内容写什么,这些人却回答“没什么啦”“签就对了”。小贩告诉我,职总富食客就好像请了一批“收数佬”来处理小贩事宜。 怎么可以没有翻译内容就让小贩们签字??? 小贩也提到,他们必须缴交每年近100元保费,为摊位外的公共空间买保险。 为何要让小贩们为小贩中心投保? 之后,清洁费就从每月约300,飙涨至超过500元。我还小时着小贩就在这里营业了。他们见证清洁费从四元起到80元、100元、到300元,最后到现在超过500元。卖打包食物的摊位,其实根本没有什么碗碟好洗,之前的承包商也会通融为清洁费打折。但是当问到职总管理层是否能折扣,就音讯全无。 我理解成本已提高,但这是否是在牟利?如果之前的承包商收300元就做到,怎么还要起清洁费? 小贩们感谢美食家司徒国辉为小贩们的处境发声,但是自己的议员却保持沉默。在讨论小贩中心改革的会议上,在场的议员却什么也没说。你是民选的,怎么能保持沉默! 小贩要关档口休假,也要像管理层请假,否则会被惩罚。如果请假但有人顾档口,又不需通知管理层,所以要通知是你讲,不用通知也是由你讲。 不满强制拉长时间营业 老小贩恫言退休 更甚的是,新的合约也要求小贩必须营业更长时间。老小贩不愿遵守而抗议,表示如果强迫他们营业,宁可收档退休,因为如果某时段没顾客,开档有何意义?小贩在这里已经经营多年,了解这里的行情,定规则的管理层理应先咨询小贩们的意见。 小贩本来就是个人生意,什么时候开始,他们变成向职总富食客打工了?逼迫年迈的小贩拉长营业时间,就能带旺商机? 你说小贩中心很重要,但你所做得一切却使他们的营生更加艰难。很快一些小贩就会结业,那些美味、便宜的美食也会随他们而去。 真的很有问题。我写此长文是希望大家警惕现在发生的事,社会企业来势汹汹,这可不是假新闻。乘着那些小贩还在营业,我们最好多去光顾,不要将来错过了美食而向隅。” 林谋泉七天前到过旧机场路小贩中心 据了解,旧机场路小贩中心,属于蒙巴登选区,而蒙巴登的国会议员正是林谋泉。 他在七天前才刚前往旧机场路小贩中心,出席慈善组织主办的空盘剩食运动。他在致词上,也针对早前延烧的裕廊西小贩中心回归托盘风波发表看法。 他认为,食客若能自己归还托盘,能减轻清洁工的工作。有关管理层有意透过奖励鼓励顾客归还托盘,但他认为仍需时间执行。 不过,不知林谋泉议员是否能见见旧机场路小贩中心的老小贩们?也聆听他们面对的困难?履行议员为民分忧的责任?
人民协会于昨日举办国庆群众大会,总理李显龙在之后的闭门对话会,再度强调99年屋契是公平安排。 他强调,当民众付出一定价钱,向政府(建屋发展局)购买公共组屋时,是买了 99年的屋契。99年期间,这间组屋是你的,你可以用满这屋契99年,这期间你“拥有”这间屋子。 “间中你可以选择转卖出去、或者租给人。但是,到了99年,再归还给政府。 总理还举例,就好像把20年契约卖给小贩一样(we sold the stall to the hawker for 20 year lease),这期间小贩可以使用空间经营或租给人,但最后还是归还给政府。 在对话会上,李总理针对一名惹兰加由基层领袖的询问,指组屋到了99年就没有价值,表达了上述看法。 ”这公平吗?我认为是公平的!你买产业,我们开价给你,这产业值很多钱,但我们卖给您的是获津贴价钱。你可以自己住,也可以租出去,或者参与政府的屋契回购计划(lease buyback programme)。“ ”总得还租金吧?“ 他补充,假设一名青年30岁结婚时买了99年屋契单位,40年后退休时70岁,房子还剩下59年屋契,仍足够让他度过余生。除非能活到129岁,或许将来可以,但是现在很少。 ”所以我们是让您在退休时,已经有付清的房子,有足够的屋契期限让你安享退休生活。再者,假设您活到90岁,屋契还剩30年。 所以他是有价值的!这个价值可以转赠给孩子,如果孩子不要可以卖掉,或还给建屋局。你可以用满99年,但是99年后回归政府,政府循环土地再使用重新发展。我想这是公平的。 我想要明白的关键一点,如果是99年后,你把房子还给政府,我们把钱退给你,但是,你住房子的这些年呢?总得还租金吧?“ 他说,99年屋契期间,政府会透过家居改进计划来为组屋报纸,或者住户可以参与自愿提早重建计划(VERS),让屋契到70年的组屋住户,可以决定是否套现组屋价值。 《联合早报》视频附有中文字幕,各位看官可对照总理谈话原意:...
《联合晚报》于本月16日报导,一名菲律宾籍女佣, 受聘为居住在四层楼排屋的家庭帮佣,不过仅做了十天,就对雇主说家太大做不下去而离职。 报导中指,当初花了2048元,通过力业女佣集团,聘请来自菲律宾的詹尼伦(29岁)。詹尼伦在9月1日报到,雇主也支付了首三个月、共1760元的薪水给女佣。 雇主卓太太强调,他们在两个月前搬进杨厝港一带乐舍山道(Luxus Hill Avenue)的四层楼排屋。女佣过来前,也已说明家有四层楼,还有一位88岁高龄母亲,但母亲身体健朗,女佣只是帮忙做家务和煮饭。 卓太太声称未亏待女佣,女佣每天凌晨6点起床,工作至晚上8点多就可回房睡觉,也没有限制女佣使用手机。 晚上10点叫女佣洗衣服 但是,9月10日晚上10时许,卓太太见丈夫出外打球回来,身上衣服流汗湿透,就叫醒女佣帮忙洗衣服。后来,她发现女佣呆站在洗衣机旁,申请委屈,一问之下对方说不想做下去。 卓太太表示对女佣表现满意,建议她多待一个月,双方可利用这段时期互相适应,无奈女佣坚持要走。 “我不想逼她,隔天就带她回去找中介,她跟中介说要离开的原因,竟然是因为我家太大。” 中介在扣除女佣10日薪资后,把预支给女佣詹尼伦的薪水退还给卓太太。 但是,卓太太称中介拒绝将2048元的服务和杂项费全额退还给她,只退回其中的500元。“明明是女佣自己说要走,我竟然得白白损失千多元。” 力业称已向雇主解释合约条款 力业(Nation)女佣集团,则在新闻见报隔日在脸书贴文,指出有关外籍女佣已找到新雇主,也解释该公司的服务合约(SA)是对顾客透明的, 在签约前会向客户解释合约中的条款,包括退款和更换女佣政策。 “有关雇主已同意条款,但是却要求在服务合约以外的全额退款。”力业也声称有提供替代方案,不过遭雇主婉拒。 虽然雇主声称无法索回已缴交的中介服务费和杂费,但是大多数网民在议论此事,则点出雇主本身似乎在女佣8点休息后,还让他去洗衣服。 每周6天、一天13小时打理四层楼住家 女佣詹尼伦从凌晨6时起床,假设一番梳洗和吃早餐后就开始工作,也就是他从早上7时一直工作到晚上8时才休息。照此看来,女佣一整天足足工作了13个小时,而且还要一人承担整座四层楼住宅的打扫、清理等工作。 英文社交媒体reddit的读者也关注此事,有网民就指出: “从报导的角度来看,雇主似乎因为女佣突然离职,而蒙受损失。从标题来看,就好像在说是女佣嫌屋子太大工作太多而离开。但再阅读内文,我们才知道原来事实是女佣的工时很长。” 雇主预支给女佣的三个月薪水为1760元,等同女佣每月薪资才587元,但是每周却要工作6天、每日13小时,面对的是四层楼住家的帮佣工作。也有网民就质疑,如果住家空间够大,是否还应该再添加人手才比较合理? 网民Reddit-loves-Me则认为,或许女佣对工作负担感到压力,而雇主在他休息后还叫他去洗衣服,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衣服不能留到明天女佣工作开始才洗吗?雇主事先有告知女佣住家很大,是对的,但是女佣和其他同事领的薪资一样,所作的清洁工作却比一般人还要多。雇主似乎没有留意到,在员工已经忙了一整天,还唤醒她去做一些琐碎工作有欠妥当。” 不过,他也声明,他只是根据媒体的报导,对此事提出看法,至于雇主和女佣双方是否还另有隐情,则不得而知。...
上周,一名林姓民众上载短片,揭露一名中年清洁工R先生,居住在锦茂区19A座组屋后垃圾处理站。正因为他拍摄的短片引起民众关注和议论,也使该区负责议员迪舒沙和建屋发展局注意到问题,立即为R先生安排临时住所,摆脱近两年住在不卫生环境的生活。 荷兰-武吉知马集选区议员迪舒沙,后来在个人脸书贴文,解释R先生在一年前已接洽建屋局申请租用组屋。近数周来,自己和服务团队也见了R先生不下数次。除了帮R先生申请社区财务援助,也敦促该区市镇会需继续聘请R先生,确保后者有稳定收入。 不过,迪舒沙却认为,林姓民众拍摄的影片反映“不全面”的事实,其选区团队在背后默默耕耘社区工作,但是“往往上载一段视频很简单就能引起负面情绪,却不能反映事实全貌。”他不忘指出,R先生也透露,自己不清楚有关短片的拍摄目的。 在帖文中,迪舒沙并没有感谢因为关心老伯身体状况而录影的林姓民众,也没有感谢广传短片的社交媒体平台。贴文内容主要作出回应,强调本身和服务团队并没有忽略对其选区弱势群体的关注。 人手一机 人人可记录社区发生大小事 在迪舒沙抱怨上载一段短片很容易引起负面情绪,但他似乎也没考量到,如今人手一机,任何社区民众看到一些引起注意的事物,可能情不自禁“鸡婆“一点去关心一下。自然而然,就会掏出手机录影。如今,摄影和记录,已经不是记者的专项,任何老百姓只要有手机,都成为社区故事乃至历史见证的一部分。 录短片的民众,或许也和你我一样,只不过他在放工回家时,可能多注意下这名在垃圾站进出的老伯,趋前和老伯”八卦“一下,一问之下才知不得了,老伯在垃圾站住了两年!于是林姓民众脑中想到的,可能是帮老伯拍个短片,再上载到脸书,看看能不能引起热心人士乃至有关当局的注意,来帮帮这老伯。 但是,相比下民众又不是专业记者,他们只是当下路过,动了恻隐之心,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就拿起手机记录下他们认为值得关注的事。他们也不懂得如何向记者一样,知道可以联系哪些相关政府部门去求证事实。短片很快上载出街,但是其他民众怎么诠释这短片,是林姓民众没办法控制的。 事件广传 当局立即回应 也许,林姓民众帮老伯拍短片,也是出于善意,希望有更多人关心,也许有能力的人可以为他伸出援手。建屋局和议员也很快作出回应,马上告知公众已经为R先生做了什么,至少到最后,民众对于当局如何处理R先生的案例,是知情的。 如果没有民众关心R先生的死活,没有人愿意多关心社区里需要帮忙的老弱妇孺、哪些邻里需要帮助,每个社区民众都自扫门前雪,对于弱势群体处境、对于社区议题不闻不问,那么我们的社区还有何甘榜精神可言?又如何打造和谐社会? 或许,议员迪舒沙还应该感谢这名林姓民众,甚至该好好表扬他对社区民众的热心关怀,不要浇熄了一名普通民众对社区的归属感和爱心。
位于旧机场路小贩中心,数名小贩申诉,自职总富食客接管以来,小贩们的碗碟清理费就增长了40巴仙,达到每月580元。 目前,全国114座小贩中心,其中13座由五大社会企业管理:肥雄、职总富食客、Timbre集团、Hawker Management和OTMH。 其中,职总富食客就从环境局手上接管了五座小贩中心,旧机场路小贩中心就是其中之一。 上月,本社报导也是由职总富食客管理的巴西立中路小贩中心,近10名小贩因为客流量不足、不堪负荷近两千元的附加费用,选择退出。 其中一名经营清真汉堡摊位的小贩贾哈鲁丁也反映,他向职总富食客反映了几次,摊位的排气罩有漏气问题,但是至今都没有解决。 许多小贩反对社企管理手法 许多小贩在社企接管后,面对许多原本在环境局管理下不会面对的问题,渐渐对社企管理模式感到不满。 其中一些社企设下的规定,就包括要向管理层请假修业;不能自行调整十五价格,以及终止租约还要赔“违约金”。 成功跻身新加坡米其林必比登美食指南的鱼缘美食摊主黄正勇,就直言有些小贩中心被当成私人食阁来经营,租金起了、提早退出又拿不回押金,难怪小贩会不满。 在牛车水大厦美食中心经营精致啤酒的Daniel Goh,提到他和一些有抱负的餐饮业者交谈,原本这些人有意当小贩,但发现一个月薪超过2千元的酒店厨师赚得可能必小贩还多,就打消了念头。小贩有很大部分利润都被社企征收的种种高昂费用削掉了。 Daniel Goh直言,所谓社企都是由营利企业创建的。“你要他们去经营社企生意,是由冲突的。除了迫使小贩为客户再卖得便宜些,究竟社企小贩中心哪方面回馈社会了?” 在宏茂桥小贩中心的经营多年,小贩Kelvin Ang就直言不愿在社企管理下的小贩中心工作。他担忧,很快所有小贩中心都会转型,被社企管理。 现有宏茂桥小贩中心是环境局管理,当地小贩协会协助接洽承包商洗碗碟,由小贩们自行和承包商议价。他认为,至少环境局不控制价格,这里每个人都遵循同样的标准。可是社企管理下却要自订家规,反而造成混淆。 许连碹:将对违规社企经营者采取行动 三年前,官委议员郭晓韵就对社企模式提出质疑,在国会质问环境局如何确保社企管理小贩中心,不会藉此从中牟暴利?时任环境部长维文则回答,环境局将保障小贩、清洁工和小贩助手等各造的利益。 但是三年后,社企管理的问题浮上台面,例如早前裕廊西小贩中心小贩集体脸书,要求管理层Hawker Management废除加诸小贩身上的归还托盘奖励。 通常,在非营利经营模式下,社企营销若有盈余,会与所有利益相关者分享,包括所有小贩、管理层和环境局。它必须带来社会利益,而不是只让管理层股东受惠。 然而,这些社企管理层,可以把一些服务外包给自家人,并征收高昂服务费。就如口福执行主席兼总裁庞琳,旗下子公司Hawker Management,把裕廊西小贩中心的洗碗碟服务,外包给其兄弟庞威的伟盛(Great Solution),每月洗碗盘费用可高达6万元。每位小贩需缴交的洗碗碟服务费,高达1100元。 吊诡的是,环境局在回覆媒体询问时,表示对两家公司有亲属关系“知情”,因为在计划的献议书,已明确指出伟盛是“利益相关者”,这个关系一开始就是公开的。...
身体抱恙中年清洁工R先生,申请建屋发展局租屋不果,在组屋垃圾处置站住了近两年。网民上载访问R先生的视频遭到疯传,也引起荷兰-武吉知马集选区迪舒沙和建屋局的关注。建屋局也随即发文回应,将安排R先生在本周先入住临时租房,解燃眉之急。 事缘上周四,一名林姓民众发现,清洁工R先生住在锦茂19A座组屋后的垃圾处置站。影片中显示,放置大型垃圾箱空间后方的两个小室,就是R先生的睡房和沐浴室。 根据视频中与林姓民众的对话,R先生透露本身是新加坡公民,刚从印尼搬回来,两年来向建屋局申请组屋,但是在议员帮忙下,至今都没有结果。由于在附近任职清洁工,所以就近住在这间垃圾处置站。 R先生也透露自己刚出院,身体状况欠佳,有心脏和呼吸系统问题。他说希望建屋局能安排租用组屋给他,虽然暂住在垃圾站,但比起露宿停车场或组屋楼下,至少现在有瓦遮头。 影片上载后遭网民疯传,点播率高达6万9875次,但是网民对短片中R先生的处境反应不一。有者质疑R先生没有透露更多实情且“扮可怜”,不过随即遭网民挞伐,指出不管他过去做错了什么,但不代表就应该剥夺他生活的尊严。 上载短片的民众也回应,老者只是希望有瓦遮头,租用组屋就已足矣,甚至不要求是否有房有厅,这难道要求太高了吗?“他只是努力生存…没有向大家讨过一分钱,只是希望能有一个居所让他好好休息。”他认为,老者需要比较卫生、舒适的环境养病,垃圾站显然不是养病的好地方。 建屋局:已安排临时租房给R先生 建屋局也注意到有关R先生的视频,马上发文回应,解释R先生在去年首次申请租用组屋,由于他自身不符条件(妻儿非新加坡公民),建屋局另安排他申请租住宅。不过他并没继续完成申请手续。 建屋局也指出,今年9月,议员迪舒沙替R先生上诉申请,建屋局也再次联系R先生,但是他拒绝了建屋局提供的单身者联合住房计划(Joint Singles Scheme)。他表示较后将连同一名家属再提交租屋申请。 “R先生申请长期的住房计划,建屋局已经再次联系他,作为应急措施提供他临时租房,先提供他合适的住房环境,解决燃眉之急。“建屋局表示,将竭力协助R先生,希望各界理解并呼吁民众停止对R先生的处境做其他揣测。 迪舒沙:短片内容“未反映事实全貌” 至于议员迪舒沙也另外在脸书贴文,称过去数周都见了R先生几次,影片所说的故事也”不全面“。他也解释,早前R先生没有接受建屋局的联合住房献议,因为他不愿和另一人同居一室。 ”R先生也申请了社区财务援助,目前还在审核中和等候他提交相关文件。我的选区团队会提供协助,包括分发购物券给他。“ 他补充,本身也敦促市镇会,继续聘用R先生,保障后者有稳定收入。 不过,他也在帖文中回应,往往上载视频很简单,营造负面的情绪,但却不能反映事实全貌。 “在镜头的背后,还有很多工作在默默进行,来改善居民的生活。我会和社会及家庭发展部以及建屋局官员一起,致力寻找解决方案。R先生也透露自己不清楚短片的拍摄目的。” 虽然迪舒沙声称,其选区团队背后也在为许多工作“默默耕耘”,不过何以他会默许R先生住在不卫生的环境下长达两年,我们不得而知。如果不是网民发短片揭露此事,建屋局是否会马上作出安排,让R先生先入住临时住房呢? 或许,迪舒沙也应该为揭露此事的民众和网民致谢,感谢大家对R先生的关心,让当局能从速为R先生安排合适的住所?
国内贫富之间加剧扩大的鸿沟,致使越来越多国人不禁思考,这片土地是否仍是最初为之流汗、为后代子孙奋斗的”应许之地“,还是越发变成了少数”利益相关者“高处不胜寒的巨塔? 上周四,瑞士信贷研究院(Credit Suisse Research Institute)发布2018年全球财富报告,指新加坡人的整体财富增加7.4%至1.3万亿美元(约1.8万亿新元)。每名成年人的财富增加5.3%至28万3000美元以上,全球排名第九、亚洲领先。 在2000年,成年人均财富为11万4720美元。报告指财富增值主要因素包括较高的储蓄、资产增值和2005年至2012年间的币值汇率增值。 此外,新加坡的百万富翁增加了11.2巴仙,即18万3737人。也预测未来五年该人数将以每年增加5.5巴仙,达到23万9640人。 直至今年中,我国有大约1千名财富超过5千万美元的超高净值人士,人数增加了1.1巴仙。不过,未知有关统计是否也把我国高薪内阁成员涵括在“超高净值—疯狂巨富”群体中。 正当有些人浸淫在所谓“新加坡人变得富足”的自我感觉良好,《南华早报》在采访本地学者的报导中,却提出令人不安的事实–我国社会面临不断增长的社会分化。 会遗传的贫富差距 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恩赐,在接受《南华早报》采访时表示,现在在我国,阶级和身份背景对于社会流动的影响更大。根据衡量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从零到一,一为最不平等),我国自1980年以来的基尼系数就一直在0.40分以上波动,在去年则达到0.417分。 英国2015年度基尼系数为0.52、美国0.506,香港在2016年得分0.539,显示在先进国中的收入不均问题迫在眉睫。 陈恩赐指出,以新加坡为例,上一代累积的家族财富和关系等优势,可以传承给下一代,后代能在较好的条件下追求成就。相比下,其他没有同等资本和安全网的群体,却需要比前者付出更多努力。 也是李光耀公共研究院主任的陈恩赐,在去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指出,精英学校和普通学校出身的学生之间,以及住在私宅和公共组屋的居民群体,两者少有互动。 他认为,这不仅是要社会群体间友善互相敬重那么简单,而是迫切需要透过政策有效地推动社会结构改革。 南洋理工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张优远教授的著作《原来贫富不均长这样》,书中阐述低收入群体的经历,探讨使他们无法脱离贫穷的社会系统。 李光耀政策研究院前助理教授、百年亚洲顾问(Centennial Asia Advisor)合伙人Donald Low表示,过去50年来新加坡奉行的精英和普及教育体系,在初期鼓励较大规模的社会阶级流动,但随后这些群体却会在各自阶级中稳定下来,长达数十年不再流动。他补充,“所有这些阶级意识和隐含的偏见,正是我们体制和政策的功能之一。” “两种新加坡” 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律系助理教授陈庆文认为,也许在我们社会当中存在着“两种新加坡”,也强调大家有必要意识到,这种阶级分化对所有人都是有害的,尤其是那些得益于现有体制的群体。 “阶级鸿沟可威胁新加坡,加剧国人之间的对立,这种分裂让社会充斥着民粹主义和被次级国家身份所消耗。” 许多学者专家在过去十年都已积极献议各种方案,例如在薪资制度、财富税、社会开支、房屋和教育等领域进行改革,解决国内国人收入不均的问题。 但是,比起北欧国家,我国政府对社会开支的投入还是很低,高收入群体仍享有较低所得税赋,致使乐施会和非营利研究机构国际财政发展组织抨击,新加坡政府落实”有害的税制“、过低的社会开支、对女性在法律和薪资上的此事,以及未制定最低薪金制。 政府不愿对社会开支投入更多...
政府推行家居改进计划(HIP),为1986年/更早前的组屋进行翻新,政府承担高达95巴仙费用。翻新后有助延长组屋寿命,也汰换家中老旧或不安全的设施,如旧电插头、厕所设备或解决水管漏水等问题。 然而,今日一则新闻令人痛心:两年前,住在武吉巴督东某组屋单位的15岁少年陈耀斌,却因为在沐浴时,热水器漏电而触电身亡。今日验尸官在法院质询,指出热水器不当使用不符高电流的三脚插头,以及断电器故障,导致意外发生。 死者一家的组屋单位在2015年进行居家改进计划,死者母亲想顺便更换新热水器。建屋局接洽负责的承包商,后者指派旗下的修电分包商JL工程建筑公司,派人来装热水器。 然而,验尸官发现,尽管负责装热水器的监工和工友修电经验丰富,但没有合格修电执照! 为何请无牌电工为组屋修电? 负责为组屋单位进行家居改进计划的承包商和分包商,为何能容许没有修电执照的监工和工友,负责为公共组屋住户提供服务?建屋发展局对此事难道毫不知情?只要把工作交给承包商和分包商去完成,就算大功告成? 而这名“无牌”监工还有到30座公共组屋修电的经验,也发现有78巴仙的热水器,都是以三脚插头接电的。根据新加坡建设局资料,JL 工程的专项是电子工程,但何以负责重要的组屋工程,属下监工和工友都没有合格修电执照?建屋局是否应该着手管制,规范化这种外包承包商参差不齐的素质? 触电事故肇因很多,除了住户本身需提升用电安全意识,也要常检查家中电器是否正常运作。负责调查此事的验尸官在庭上也指出,无论如何,不管是承包商、在场监工和工人,如果发现住户家中有潜在用电威胁,都有责任通知住户,请他们更换,避免不幸事故再度发生。 据报导,质询过程中,分包商总监提到建屋局有指示翻新组屋单位后,也要把原有电器配设恢复原状。吊诡的是,负责修电的监工经验丰富,也坦承发现住户家中使用三脚插头通电热水器不安全,没及时提醒住户(理由是没和死者家属碰到面),而且还是同样以三脚插头接到新安装的热水器。 结果一年后,不幸事故发生在年仅15岁的少年身上。验尸官卡马拉揭露,调查期间,发现插头里中性线(neutral)和地线衔接松弛,中心线和地线甚至已经溶焦在一起。地线连接到热水器外壳,是和金属莲蓬头相连的。通过死者身体的电流估计达0.95A,带来致命电击。与此同时,故障的断路器无法及时断开电流。死者家人后来关掉电源,紧急送往医院抢救,惟已回天乏术。 组屋工程失误时有发生 这起事件后,建屋局才惊觉有疏漏,提醒承包商在进行翻修时,如注意到住户接电方式不当,应提醒住户更换。 往者已逝,建屋局是否从此事学到教训?家居改进计划原本是惠民政策,作为负责公共组屋的最重要机构,在审核负责承包商和旗下分包商,能否多留心? 一些承包商/分包商负责为组屋翻新,被住户发现货不对板的个案,也不在少数。例如早前本社报导,装修商偷工减料塞报纸填充组屋内墙,又或者完工后把11寸木头留在排水管“作纪念”,导致阻塞污水涌入住户家中。 建屋局不能做到亲力亲为,也至少做到层层把关,许住户一个舒适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