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总统选举参选人陈清木医生,与建国总理李光耀次子李显扬,于昨早9时,在金文泰2街第726座的西海岸坊饮食中心熟食中心共进早餐。 陈清木较后在脸书贴文声称,由于已一段时间没见,所以想与李显扬聚聚。 陈清木说与其到豪华餐厅,不如到小贩中心吃早餐,而李显扬也极为同意。“李显扬相当怀念本地小贩美食,我们叫了粥、咖啡和油条。这是很赞的早餐,不只是美食,还有我们对当今全球和本土时局相互交流表达看法。” 他提到由于是周日早晨,小贩中心挤满前来用餐的家庭,他们也受到很多民众热烈欢迎和支持,并要求合照。“居民的热情和鼓励令我们很感动,我会多来” 陈清木也是1980-2006年的亚逸拉惹区国会议员,上述小贩中心也位于其选区。亚逸拉惹目前并入西海岸集选区。 他曾在2011年竞逐总统,不过以7382票(0.34巴仙)的微差败给陈庆炎。2017年的总统则因为选举资格保留给马来族,而错失参选资格。 而在今年7月28日,陈清木受邀出席本土七个反对党的聚会,商讨组成联盟事宜。当时陈清木曾在个人脸书坦言“现已78高龄,引导这团队为国服务的时光或许有限,但这是眼前的一线机遇,是“乌巴(ubah,即马来语“改变”)”的时机,我愿在我有生之年,将我生平从政的经验传承给下一代。” 他强调,如果看到改革的转机却什么都不做,他将感到后悔。 至于李显扬则曾在新加坡民航局任职九年,于今年6月30日正是卸任。作为现任总理李显龙的弟弟,曾因欧思礼路38号故居的去留问题,和哥哥失和。 有网民呼吁陈、李一同“参政救国” 虽然陈清木已明言,只是想和许久未见的李显扬聚聚,不过许多网民揣测两人见面的意义远大于此,而网路的言论也一面倒给与两人支持,甚至呼吁二人参政。 有评论则指出陈、李二人吃早餐,可能吃出更长远的政治意义。首先,陈清木选择在西海岸坊饮食中心吃早餐,以实际行动给力近期陷入社企管理风波的小贩们。 再者,周日小贩中心人潮更多,出现在小贩中心,反而是高调贴近民众,曝光率更高。民众很难不认出李显扬和陈清木两人的脸孔。似乎说明,陈清木仍有意保持在民间的曝光率和活跃度,对政治的参与蓄势待发。 再者,陈、李早餐会,反而让因工人党陷入市镇会风波后,原本陷入低潮的民主思绪和反对党支持者注入强心剂,似乎在两人身上看到另一种政治可能。 单纯的早餐会,有可能为后续文章埋下伏笔,在民间掀起千层浪,若二人有意问鼎朝政,登高一呼的影响力也不是没有,怎能不令当权者辗转难眠。
“如果我们的最高领导们,真的有诚意帮助社会弱势群体、创造更平等的机会,为何我们扶助绝对贫穷群体的基本薪资政策,还是如此可悲?” 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前首席经济师杨南强,抨击贸工部长陈振声,与其巧言令色声称精英应该回馈社会,倒不如把拨款用在更实质、有效的政策,以便在更大程度上根除令新加坡耻辱的贫富不均问题。 杨南强是针对上月26日,陈振声在公共政策研究所的论坛上发表的谈话,于前日于脸书撰文公开抨击后者。 陈振声在公共政策研究所30周年论坛上,参与讨论贫富不均课题,他曾指出,经一番努力而取得成就的人不应被泛指为精英主义者,只要他们关心较弱势群体,尽力回馈社会,就不宜给他们贴上这样的负面标签。 杨南强:国家有能力提高就业入息补助 也曾担任国大李光耀公共政策研究所兼职教授的杨南强,指出我国绝对有能力把就业入息补贴计划和乐龄补助计划,提升到每月600元,让那些收入不足的群体能满足基本需求。 “然而,决策者仍冥顽不灵,不愿为涵括大部分绝对贫穷、年长群体的这两项政策,投入更多。” 这笔花费只占GDP的不到一巴仙,无需增加税收。多数研究表明,扩大辅助不会减少工作动力,反而能大大改善穷人的自主能力。 仁政从改革社会政策开始 “恰恰是在上世纪90年代、2000-2010年间,我国落实的过度移民政策压低了劳工工资,形成了穷忙族,至少有30-40万人口活在绝对贫穷中。” “陈振声部长作为有才智、风度的领导者,曾在社会与家庭发展部和文化、社区及青年部任职超过三年,以及执掌职总秘书长一职达三年。如果这么多年来,他位处高职都没有、没办法去改善贫穷者的处境,那请问还有哪些精英领导会这么做?” 他在文末告诫政府精英们,真正有智慧的仁政,应该是从更深层的政策思想转变和国内社会改革开始,否则所有的漂亮话都只是空谈而已。
“您认为新加坡正朝着对的方向走吗?” “我国总理是否有把工作做好?” 网民Ervin Tan在脸书揭露,日前接受一份问卷调查,其主旨是调查受访者的新闻消费倾向。不过却出现以上与问卷主题无关的提问,令他感到一头雾水。 他说,有关“新闻消费调查”的问卷,是由我国通讯与新闻部发起,委托私人市场研究公司Rysense执行,随机抽样受试者。 基于受聘进行问卷调查的员工,有需要达成的工作业绩,Ervin Tan就决定帮助他,填写有关问卷。 “一开始是询问我的阅报倾向、收听的广播和使用社交媒体的习惯,以此鉴定我较常消费的新闻来源以及消费频率。” 问卷也询问Ervin Tan对新闻来源可靠性的看法,以及如果质疑新闻真伪,是否愿意花时间查证等。 “有趣的是,最后的问题似乎和新闻消费或假新闻无关。我被问道,从一到十分(即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是否认为我国正朝着对的方向发展?以及总理是否有把工作做好?” Ervin Tan 认为有关提问似乎和调查主题无关,也向工作人员反映,后者也不否认这点,惟告知问卷中的答复都是保密的。 Ervin Tan曾要求把这些问卷问题拍照下来,不过遭到拒绝,只获准拍摄调查授权信函。 完成填写问卷后,受试者都能得到一张10元的职总购物券,Ervin Tan则选择把同样的金额转捐给非营利组织情义之家(HOME),帮助更有需要的人。 推测所消费媒体如何形塑政治意见 Ervin Tan一名友人Jordan Ang则分析,可能分析人员是想理解,受试者所消费的媒体,会如何形塑你的政治意见。这对于今日的问卷调查手法是正常的。 从统计学来说,真正的随机样本,应该是把所有人编排在一个列表中,然后随机挑选一组人。确保能较完整涵盖整体人口。这有别于可以随便问任何人的配额样本。 Lian Chuan Yeoh 则推断,可能分析人员希望透过受试者的回答,找到受试者是否支持现有政府的关联。他认为,可能分析人员会对受试者的政治倾向感兴趣。...
随着近期贫富悬殊和社会分化问题闹得沸沸扬扬,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昨天公布《改善新加坡低收入和弱势家庭生活》政策报告,阐明“新加坡制度并非完美无缺,惟比多数国家表现来得好。” 该部透过报告向民众交代政府今年在改善社会贫富悬殊的努力,包括: 更好教育成果 五至六岁新加坡孩童,有超过90巴仙报读幼儿园. 底层25巴仙家庭的15岁新加坡学生,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优于其他发展国家同龄学生。 属于底层20巴仙家庭学生,10人中有九人学历达中学以上。(15年前每10人中仅五人) 收入增加,七万人在渐进式薪金制下受惠 过去五年,底层50巴仙家庭实际收入增长率,高于首50巴仙家庭。 月入1千200元的60岁劳工,可在就业入息补助计划(Workfare Income Supplement)下活得300元、近25巴仙的月入补贴。 有七万劳工从渐进式薪金制受惠 拥屋率更高 家户收入位于底层20巴仙的群体,有87巴仙拥有自己的房屋 2013年至2017年,从公共租屋计划到拥有房屋的家庭,从500户增至1000户。 2013年至2017年间,申请公共租屋的请求已下降了44巴仙。 更容易获得医疗服务 新加坡提供的医疗服务,优于其他先进经济体 前20巴仙的家庭,有11.8巴仙把一成开销用在医疗保健;底层20巴仙家庭则有5.6巴仙这么做。 社会流动获改善 1978-1982年期间出生、来自底层20巴仙的国人,有14.3巴仙成功跻身家户收入首20巴仙群体 新加坡的基尼系数2007年的0.388,降至2017年的0.356(0为收入差距最平等,1为最不平等) 社会与家庭发展部坚信我国许多提升社会流动的政策都取得成功;同时强调新加坡目前处在十字路口,现有政策也应顺应时局和需求而作出调整。 “我们仍持续进行研究,包括观察其他社会的做法,并且尝试是否改善国人的生活。但不要忘记社会政策中难免要作出取舍,好的意图也可能带来反效果。” 强调已为低收入和弱势群体提供更多资源 报告中也简介我国社会契约和福利政策的发展、总体收入差距和社会流动等数据、政府对低收入和弱势家庭的进一步辅助政策等。...
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今日在官网公布希盟政府内阁部长和国会议员的收入。其中,每月收入最高者为工程部长巴鲁比安,达到10万8056令吉(约3万5685新元),其次就是财政部长林冠英(2万8544元)。 首相敦马则位居第四,即7万5861令吉(约2万5052元)。假设有第十三个月花红,预计其年收入可高达32万5676元。另外,副首相阿兹莎的月收入为5万9048令吉(约1万9500新元)。 马国反贪会声称,要求议员申报财产,旨在使政府领导更为透明,民众可查阅和得知政府公务员和议员的财产状况。 根据反贪会网站,目前已申报财产的希盟议员多达82人、有官职者多达40人,尚有13内阁成员未申报。 网站显示一些议员有申报配偶和孩子的收入,但所公佈的是有关议员的个人每月收入,并不包括他们家人的收入。 这些收入包括了有关国会议员的每月薪金、津贴和其他收入。 网站也注明由於存在技术问题,网站目前只显示总收入,而问题解决后,才能显示与財產所有权相关的更详细信息。 最低月入议员逾五千新元 月收入第二高的是財长林冠英,他也是峇眼国会议员和亚逸布爹州议员。第三名为贸消部长拿督斯里赛夫丁纳苏申,为7万7629令吉。 在所有已呈报財產的国会议员中,甲洞国会议员林立迎月收入最少,仅为1万5850令吉(约5千234新元)。 原本反贪会定于10月15日公布议员财产,不过为了给更多部长和议员有时间申报,才展延至今日才公布。 假设一名马国普通公务员月收入是3500令吉,加上一个月花红,年收入约为4万5500令吉。与收入最高的工程部长巴鲁比安140万4728令吉的年收入对比,薪资差距约为30倍。
配合30周年庆晚宴,在10月26日,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政策研究所(IPS)举办了共四场论坛,邀请多位部长和学者同台演讲,探讨社会政策、公民精神、贫富不均等议题。 不过,我国巡回大使许通美教授,在隔日阅读《海峡时报》报章后,就在个人脸书贴文对该报表达不满。由于许通美教授在论坛上发表对最低薪资看法, 有关落实最低薪资利弊的论战,也在其脸书贴文延烧,引来各路人马参与辩论。 在帖文中,许通美指出,《海时》报导了人力部长杨莉明在论坛上,提出有关最低薪资可能导致事业和非法就业的观点。 然而,当时许通美教授也参与了讨论,反驳了杨莉明的说法,指出日本、韩国、香港和台湾等新近过,都实施最低薪资制,并没有遇到杨莉明所形容的问题。然而, 《海时》却省略了许通美的意见,令后者质疑《海时》偏颇报导。 许通美说:“我很高兴并积极参与了公共政策研究所,在周四和周五进行的30周年庆论坛和晚宴。两项活动都非常成功。我对研究所所长 Janadas Devan致敬,因为他有勇气邀请我的好友–施仁乔,出席第三场的论坛讲座。” “然而,我想询问《海时》,为什么刊载了第一、二和第四场论坛的照片,却独漏第三场?难道普杰立部长和施仁乔的照片,有违国家利益?” 许通美称,他也向在《海时》任职的朋友抗议,该报对论坛的偏颇报导将使媒体失信于众,例如《海时》报导了部长杨莉明的观点,却省略掉他本身提出的反对意见。 “现有收入分配制度是道德耻辱” 他不忘在贴文中强调,我国现有的收入分配制度,乃是道德耻辱。献金还有很多劳动人士赚取的生活薪资不足,而陷入贫穷。 “渐进式薪资模式改善了经济中特定领域劳工的薪资,但是他们所赚取的仍不足以维持生计。李光耀先生设想的,是橄榄形状的收入分配模式,但是如今却变成了梨状,值得我们深思。” 《海时》后续报导林文兴和许通美交锋 《海时》则在隔日后续报导许通美的贴文,由该报总编华伦斐迪南斯澄清,《海时》在上周六(27日)对论坛有全版报导,也涵括所有主讲人的谈话内容,但是基于版位有限,没办法在纸面媒体上刊载所有主讲人照片。 华伦也指出,《海时》的网络版则可找到所有主讲者照片,并强调《海时》景仰许通美教授,不会刻意打压后者的言论,例如在许多篇幅上,刊载许通美针对最低薪资、废除377A条文和外交政策等评论。 林文兴主张应“制作更大的蛋糕” 报导中也提到,淡马锡控股主席暨前部长林文兴,不赞同许通美的最低薪资制,强调许多研究都证明,落实最低薪资将令失业率提升,因此更应关注提升生产力。 “简言之,就是与此争论怎样分配小蛋糕,都不如一起生产更大的蛋糕,即便分配的比例不变,工人还是能拿到更高的收入。” 低薪,不是因为生产力低下 对此,许通美则向后者抛回五大问题: 站在道德立场,林文兴是否同意,每个新加坡劳工都应赚取足够生计的薪资(living wage)? 如果是,林先生是否同意,许多低薪劳工薪资不足以维生? 其三,如果市场做不到,国家是否应介入确保公正的结果? 劳工获得低薪,不是因为他们生产力低下,而是因为我们引进了一百万低薪客工,和这些劳工竞争?...
《雅虎新闻》揭露,《海峡时报》政治组编辑李雪盈(译音),疑似遭高官不满其部分政治新闻报导,而在今年八月被调任财经组。 《雅虎新闻》是根据《海时》内部职员披露消息,指在一则誌期7月20日的公司内部电邮,指出李雪盈在今年8月调任财经组,其职责包括“在《周日时报》和《海时》等平台,生产原创和具影响力的新闻内容。” 《海时》总编辑华伦斐迪南斯,则在同一电邮宣布将组成新加坡新闻组。该编采组将涵盖所有本地的政治、经济和生活新闻,以“促进跨平台的紧密合作”。 目前,新加坡新闻组是由执行编辑Sumiko Tan领军。 在10月29日的一则电邮,《海时》职员则被告知,资深助理编辑Paul Jacob受委为副新闻编辑(政治),他将负责政治和国外新闻的编采工作。不过,政治组编辑至今仍悬空。 《雅虎新闻》收到两名《海时》职员(其中一名已离职)透露消息,指总编华伦是在今年7月中旬,告知政治新闻组,有关李雪盈的调任消息。 据内部消息称,李雪盈的调任原因,可能是基于高官不满她在今年5月6日的一则报导:《王乙康:没有文凭也可当总理》(“A PM without a degree? Possible, says Ong Ye Kung” )。 其中一名透露内幕者称,李雪盈本身也被告知,其调任符合自身和报章的利益。 华伦:成立新加坡新闻组,重组编采团队 至于《海时》总编华伦也回应《雅虎新闻》,指出数月前该报成立新加坡新闻组,把本地新闻、财经和政治组的编采团队整合在一块,针对国内时事报导进行更紧密合作,记者和编辑都能从团队中受益,发挥所长。 华伦也驳斥李雪盈被调职是基于高官压力一说。他称《雅虎》的报导乃是基于揣测,上述调任只是该报编采室的重组,不存在任何阴险议程。 李雪盈本人则未回应媒体。 自2011年以来,共有六人任职《海时》政治组编辑,被视为该报最敏感的高职。李雪盈本人在《海时》任职16年,李雪盈是在去年10月接任上述职务。 《海时》前总编曾提醒本土记者没有第四权 《海时》前总编张业成,在其回忆录《言论自由的边界》(OB...
从今年12月29日起,地铁和公共巴士车资将调涨,以车资卡付费的成人车资,每趟车程调涨6分;现金付费的成人巴士车资及地铁单程车资则调涨1角。 公共交通理事会在昨日宣布,批准业者按照车资调整方程式,把地铁和巴士整体车资调高4.3%。这是公交车资过去三年总共调低8.3巴仙后,首次上调。 年长者、学生、获津贴低收入员工和残障者优惠车资,涨幅则被限定在1分。 至于使用优惠月票的学生、乐龄人士、国民服役人员以及成人月票的价格则没有调整。至于残障人士的优惠月票车资也保持不变。 至于在早上7.45分前,打卡进入全岛任何地铁站可享五角钱的优惠措施,仍会持续。自2017年12月实施以来,共有33万5千通勤者从中受惠,预计在2018年上半年让他们享有总值1千900万元的优惠。 调涨后业者车资营收增逾8千万 据了解,在此次车资检讨后,预计能在明年为公共交通业者增加约7千820万的年度车资营收,其中3千500万来自地铁经营者。 2018年的检讨纳入“公交网络容量因素”(Network Capacity Factor),衡量车资上涨因素。 公交网络容量因素在计算车资方程式中,占比3巴仙。评估公交供应和通勤者需求的差距。其余衡量因素包括核心通膨、薪资和能源成本。 在文告中,公交理事会解释,基于成本上涨的环境,调涨车资无可避免: 能源价格反弹26.2巴仙。2013年,在车资计算方程式中加入能源指数,这也是自2013年以来,最高的涨幅。 薪资指数提升三巴仙; 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提升1.5巴仙;以及 提升公交衔接网络的附加成本。 公交理事会声称,地铁运营商反映蒙受损失,成本压力也是在其他城市的地铁运营商所面对的。 公交理事会主席Richard Magnus称,目前营运成本与车资收入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是不可持续的。“我们希望尽可能缩小这个差距,但即使车资调高4.3%,这个差距仍存在,相对来说,车资只是略微上涨。 本地两家公共交通业者SMRT和新捷运,都向该理事会申请车资调涨,以减轻运营成本压力。新捷运则指出,地铁业务仍在亏损,获取三年连续下调的车资,也让该公司难以应付不断增加的成本。 一周前刚公布12城市公交可负担性 我国排第二 基础建设统筹部长兼交通部长许文远则指出,政府将继续大量津贴公交,下来五年为巴士提供50亿元补贴、40亿元更新地铁,以及耗资200亿元扩大地铁网络。 就在本月24日,媒体报导公共交通理事会委任南洋理工大学商学院,对比全球12个城市的公交车资可负担程度,我国排名第二。 数据显示,在我国收入最低21至40百分位数的家庭中,每日公交花费平均占可支配收入(disposable...
国民服役人员李函轩中暑身亡案,警方今早把涉案的一名上尉军官,以行为鲁莽罪控上法庭。 被告陈宝树(30岁)案发时是李函轩的长官,他面对一项行为鲁莽导致他人死亡控狀。一旦罪成将被监禁长达五年,或罚款,或两者兼施。 19岁的第一精卫营士兵李函轩,在4月18日参加八公里快步行军后,出现热损伤(heat injury)症状。虽然当场接受降温急救并送院治疗,但经12天抢救后回天乏术,于4月30日在樟宜综合医院过世。 陈宝树是上述快步行军的负责长官,被控在4月18日8.25分至9.10分期间,无法及时判断李函轩的状况,并为他安排有效的治疗。 此外,还有其余六名服役军人被指涉案,正接受国防部的调查。在文告中,国防部表示将暂缓内部审讯,直至陈宝树的刑事诉讼结束。 文告补充如内部调查发现上述六名军人有罪,将依据《武装部队法令》,从施以罚款、拘留或降级等惩罚。 “武装部队认真看待军人的人身安全,如有军人违反军令、故意或疏忽训练安全守则,将依军法在即决审判(Summary trial)普通军事法庭审判并严惩,或在民事法庭下严审并起诉。” 11月28日过堂 被告陈宝树的代表律师向法庭申请四周休庭,案件展延至11月28日过堂,被告以1万元保释。 根据今年8月7日,国防部长黄永宏在国会发布的调查委员会调查结果,李函轩所属单位在事发前玩,在一项体能训练违反《安全训练守则》,没有让士兵获取足够睡眠。 李函轩所属支援连,在4月17日,即案发前日,进行两项体能训练。第一项在清晨6时30分,进行战斗循环训练,这符合安全训练条例。 不过,下午3时30分的心血管机能训练,长官以提升部队凝聚力和强化士兵体能为由,要求全体支援连,依同样速度跑步,而不是根据跑步能力分组训练。 在六圈跑步中,李函轩首三圈需比原定要求块10秒速度完成,剩余三圈才可根据个人速度完成。 在完成一圈跑步后,士兵只获得一分钟休息时间,比教程要求的少了45秒。 李函轩所属侦察排,长官以缺乏团队精神,有人在关灯后仍使用手机,而集体遭长官以俯卧撑、卷腹、匍匐前进等体能运动,进行体罚。长官还望士兵身上泼水,整个过程持续35分钟,士兵在洗刷后在10时45分才就寝。这导致李函轩只获得6小时15分钟睡眠。 黄永宏称,睡眠不足可能是李函轩在18日的快步行军中,导致身体疲惫的因素之一。 “相关长官在实施体罚前,没有征询上级同意,时候也没通知上级。虽然查案过程,大多士兵认为长官只是要求高,但长官是在未获授权情况下,进行体罚。” 调查也显示,一等中士李函轩完成六公里快步行军时,曾申诉小腿抽筋,但仍完成训练;完成8公里时被发现反应模糊,在场人员让他脱掉衣服、敷冰和泼水,但误判他只是过度疲劳,没有个伤患打点滴,敷冰部位也错误。 现场有人建议立即送医,但长官不采纳。见其情况未好转,才将他转到医疗中心,造成长时间的延误治疗。 委员会初步评估,无法鉴定直接导致李函轩严重中暑原因,但很肯定事发时处理伤患不当,送往军营医疗中心救治时间有明显延误,是导致李函轩中暑不治的关键原因。
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教授施仁乔(Cherian George)认为,虽然第一代领导人把“建设民主社会”的期许,载入《新加坡国家信约》,但是多年来其意义已经沦为空谈。 他形容,人民行动党比较属意的民主模式,是把公民“挡在厨房外,让专业的厨师来料理”。新加坡只实践透过选举授权的民主政府最简化模式,导致未能充分发挥民主建设的潜力。 他补充,公民在《信约》中不仅宣誓将保护和维护民主结构,同时也有义务不间断地参与建设民主社会的工作。 公民有责任参与建设民主工作 他把新加坡政府与垄断企业向比较,后者同时也是监管者,其地位甚至不受市场概念动摇。 “这种模式已经损害了决策的质量,政府作为国家建设者,这个政治本钱的损失本可避免。同时,婉拒公民的参与,似乎和《信约》所有国人都是国家建设者的呼声,显得格格不入。” 施仁乔也是南洋理工大学前副教授,在2014年8月到香港浸会大学执教。他受邀出席本月26日,于金沙酒店举行的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政策研究所(IPS)30周年庆,与通讯及新闻部兼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普杰立医生同台探讨《多元化管理的政治》议题。 施仁乔说,人民行动党具备的一项传统优势,是作为在不同竞争团体中普遍中立裁判的声誉。“因为在社会内部纠纷中,即便不一定喜欢它,至少愿意相信他这个裁判。在某种程度上,人民行动党是独裁的:至少它是一个机会均等的独裁者。“ 但他提醒,这种传统优势在今日已不再那么有效,例如行动党在移民课题管理不善,已损害了他身为国人利益守护者的声誉,致使她不得不在2011年选举后调整移民政策。 “选择性的干预” 在问答环节中,施仁乔则形容,行动党在处理特定课题,也显现”保守式进步主义”的政治光谱。 “一些推动进步议程的社运份子不是受阻、就是被列入黑名单,甚至影响了他们的就业前景。在某些课题政府已经选择站在保守团体这边,充当“有偏见的裁判”,去对付那些社运份子。” 不过,通讯及新闻高级部长普杰立医生则不认同施仁乔的说法,指出前述所提的许多议题,都涉及到作出社会能接受的务实的政治抉择。他认为,政府减少强制干预,人们在一些社会议题和进程中有参与感,至少是53年来的积极进步。 但施仁乔则反问,那么政府是否能在一些课题减少强制干涉?例如不需要去审查和干预那些想争取性少数权益、废死等各种课题的社会运动。 “如果政府有诚意让社会进步,那么政府就该好好观察,并且和社会一起同进退。让社群自己去进化,无需去阻挠那些想向其他市民宣扬不同理念的社运份子。” 君子和而不同 多元理念是社会活力 施仁乔说,他很肯定“站对边”的社运份子,不会在于相同的阻挠和惩罚。 普杰立医生则不认同国人追求多元政治理念上受到阻挠。“多元化是我们的优势,但必须以能成为国家力量的前提下管理,这确实需要信任感和为共同愿景合作的能力。” 施仁乔在稍早时,则希望第四代领导人在接手政权时能“对自己有信心”,降低对民间思想自由的阻碍。 他认为,深植社会和文化中的多元文化热情,远胜于表象民族服饰和多元料理的肤浅。不仅能让游客赞叹,更重要的是,让新加坡人理解到多元差异即是活力的来源,而不是被当作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