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新加坡会计与企业管理局(ACRA)的注册公司资料库,过去负责为市镇会提供电脑和数据管理咨询服务的AIM公司(Action Information Management),已经在2015年除名。 根据资料显示,该公司最后一次召开股东大会,是在三年前的4月30日。不过,其显示的办公地址,已从创立初期填写的行动党总部地址,换成南滩塔(South Beach Tower)。 在2011年,工人党接管的阿裕尼-后港市镇会。除了遭CPG 管理代理公司终止服务,同时,上述AIM公司也要求终止对工人党市镇会的电脑系统服务,致使该市镇会须在两个月内,开发自己的电脑管理系统,确保服务不中断。 成立AIM公司助管理市镇会电脑系统 为支援市镇会的电脑技术管理,行动党在1991年7月22日成立了AIM。三名董事就是前行动党议员詹达斯、刘炳森和周亨增。 1994年,19个行动党选区市镇会,联合为新的市镇会管理系统(TCMS)进行招标。AIM参与竞标并成功获得合约。有AIM协调所有行动党市镇会的电脑系统,各市镇会就无需在联络其他供应商。 不过,来到2003年,行动党14个市镇会再进行联合招标,AIM并没有竞标,而是由国家电脑公司(National Computer System)得标。 然而,有鉴于第二代管理系统的软件过时且维修困难,14市镇会在2010年6月再进行招标,出售由NCS开发的管理软件。此事AIM公司以14万新元,从市镇会手中购得软件所有权。据了解,市镇会出资逾百万元,给先前的NCS公司来开发该系统,AIM却能以仅10巴仙的价格购下该系统? 随后,AIM再以每月785元的收费,租用该管理系统给14个市镇会。与此同时,AIM仍聘请NCS来维护和提升该系统。 吊诡的是,管理14个市镇会电脑系统的AIM公司,只有两位兼职职员,以及三位前行动党议员的董事。 2011年大选后,AIM于2011年6月22日致函阿裕尼市镇会主席林瑞莲,指出有意终结对阿裕尼市镇会的服务,并从2011年8月1日生效。林瑞莲则希望AIM延长管理系统使用期至8月31日,让市镇会有充足时间架设新系统。 2013年,在工人党议员毕丹星追问下,许文远在国会首次承认,AIM是行动党唯一成立的公司,惟”不禁止市镇会与同政党有关系的个人或组织进行交易。“ 国家发展部在总理指示下对AIM的有关交易和市镇会管理进行了近4个月的检讨,总结交易并不违法,过程也没滥用公款或导致公款流失。
我国社会即家庭发展部长李智陞昨日反驳乐施会公布的贫富不均指数,坚称政府政策已见成效。不过,乐施会贫富不均政策负责人麦斯罗逊今日回应,新加坡的税收政策影响是跨国界的,乃至成为了富有企业的避税天堂。 在早前的贫富不均指数报告中,乐施会指出,新加坡是世上最富有国家之一,但是在消弭贫富不均的努力上,全球排名倒数第九,排名还低于孟加拉、优于老挝。 至于在落实扶贫累进税制的政策上,我国完全包尾(第157名),部分原因与我国的税制有关。 侵蚀他国可供投资医疗教育的收入 “新加坡有害的税制,正侵蚀着其他区域(发展中/落后)国家的收益。这些被规避的税收,足以让这些国家投资在学校和医院的建设。罗逊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这么指出。” 李智陞早前回应,我国国民拥屋率高、医疗成效领先全球,说明政策是否见效,比国家拨款多少在社会开支更重要。 税制方面,李智陞指出,新加坡人普遍承担的所得税偏低,几乎一半人口不缴任何所得税,但是这些群体却能从政府获得高素质基础建设和较多社会援助。 对此,乐施会认为我国应终止宽容富人的税收。新加坡增加个人所得税达2巴仙,但是对于收入最多者的最高征税率仍维持22巴仙。再者,一些不利措施也导致一些大企业,在我国可以在海外避开数十亿元的税收。
马来西亚内阁在昨日议决,将废除死刑,并在下周召开的国会下议院会议,提呈废除强制死刑法案。 马国法律事务首相署部长拿督刘伟强表示,目前政府仍在研讨一些问题,包括那些涉谋杀受害家庭、需调查和聆听各造意见。惟这段期间,所有死刑获暂缓。 刘伟强指出,内阁的看法是完全不该执行死刑。政府已告知特赦局,以研究对被判死刑案件的改判,确保违法者受到适当惩罚。 马国国会下议院将在下周(15日)召开。自今年7月,该国已宣布暂缓执行死刑。 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库米奈杜(Kumi Naidoo)认为,马国内阁废死的决定乃是一大进展,使之加入全球其他106个放弃死刑的国家行列,彻底放弃这种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惩罚,全世界都在关注马来西亚。 她指出,过去因为执行死刑,使马国在人权纪录留下不可磨灭污点。对于宽容惩处的申请结果,死刑犯往往被蒙在鼓里,而他们往往在数小时前才得知自己将被处决。 10月10日也是反死刑日,国际特赦组织在文告中提及一名来自马国的死刑个案何有华。他在2005年因贩毒被捕,当时他只有20岁。 在2011年5月被判强制死刑,也曾向法院上诉被驳回。2014年,他向柔佛州苏丹申请特赦,至今仍悬而未决。 国际特赦组织欣慰马国政府实现人权承诺,惟认为该局仍需作更多努力,也希望马国国会能通过废死议案,让死刑尘封于历史中。 新加坡官方仍视死刑为遏制贩毒利器 然而,我国政府仍视死刑为打击犯罪的”工具“。我国外交部长维文曾在2016年,在联合国大会上重申新加坡保留死刑的立场,也坚称死刑在我国获得国人“很高的支持”。 他曾指出,全球虽有不少国家主张废除死刑,但国际社会至今尚未针对是否支持依循正当法律程序实行的死刑取得共识。 “世界上目前没有一项重要的国际条约,列明有关落实死刑的规定,每一个国家都有主权权益和主权义务,根据国内情况决定什么刑罚会奏效。” 至于新加坡内政部长尚穆根则认为”死刑是新加坡控制毒品危机的措施“,认为对毒品采取宽松态度,将使毒品毁掉更多人和家庭。实行死刑是为拯救生命而不得不做的决定。 2014年7月22日,马国青年普拉巴卡兰(Prabagaran Srivijayan)因贩运22.24克海洛英,抵触药物法令第七条文贩毒罪成,并在2014年9月22日,援引相同法令第33条文,被判死刑。 此外,本国56岁公民希山鲁丁,在2016年4月6日,因为贩运34.94克海洛英而被判死刑,成为我国自2012年司法改革以来,第19为被判死刑者,当中有16位死刑犯都涉及贩毒判决。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胡先曾指出,死刑不是防范或保护人们免受毒品侵害的有效刑法,要有效防范毒品和相关罪行,应专注在加强司法系统。 全球目前仍有50多个国家保留死刑,包括我国、美国和中国。
在市镇会诉讼案中,代表工人党议员等各造的辩方律师CR 拉惹揭露,早在五年前,时任国家发展部长许文远曾表明,只要依循市镇会法,市镇会可灵活决定,是否公开招标管理代理公司。 当时许文远称,政府虽不插手市镇会委任代理公司,惟需确保每项交易处理得当、维护公众利益。 CR拉惹称,时任阿裕尼-后港市镇会主席的林瑞莲,正是行使此市镇会规章,直接委任FMSS成为该市镇会管理代理,而“国家发展部对林瑞莲的决定没有反对。” 他续辩解,2011年大选后,人民行动党从人民党手上接管波东巴西市镇会时,也透过免除招标委任EM Services为管理代理,避免服务中断影响居民生活。 CR拉惹是在10月10日的法庭审讯环节,盘问诉方证人、毕马威新加坡会计事务所Owen Hawkes,提出上述佐证,试图反驳诉方对管理代理公司未公开招标的质疑。CR拉惹也追问,何以Hawkes在审计报告中未涵括政府对类似课题的立场。 对此,Hawkes则表明,不明白为何政府会认为,直接委任管理代理成为避免服务中断的唯一途径。再者,独立会计师的指责,乃是检视市镇会免除招标的情境、如何执行、以及做法是否符合市镇会财务条例,没有必要考虑政府的立场。 针对诉方指阿裕尼-后港市镇会,委任FMSS为管理代理公司,比起CPG还要多花51万新元,代表FMSS负责人侯文芳夫妻的辩护律师Leslie Netto指出,其中9万乃是为了吸纳原后港员工而支付的薪资。 诉方指51万元额外费用包括42万元的后港市镇运作差价和接管原后港员工所支付费用。但是Netto指出,当时FMSS“不终止这些中心职员的合同”,再者这是一次性付款,不应算在FMSS管理费中。 诉方:答辩人没提供资料 对于辩方提及“人的因素”,Hawkes指出,从人的角度可以理解,这是避免原任员工丢饭碗,但如果FMSS有这层考量,市镇会理应在委任FMSS的条款上写明。 他强调,市镇会和FMSS,若当初把这些资料提供给审计单位,他们也能调整计算、釐清款项用途。 另一方面,辩方指FMSS不论在提升和维修、培训员工使用新系统、抢修电梯等几乎提供无偿服务,估计CPG在这些事项还要另收费。
(本文将随案件进展更新) 阿裕尼–后港市镇理事会在10月5日开审,工人党前秘书长刘程强、主席林瑞莲和秘书长,和另外五名答辩人:阿裕尼集选区议员陈硕茂和莫哈末费沙、市镇会理事蔡誌泓和符策涫,被指违反受托和失责,被要求赔偿3千370万损失款项。 此事可从工人党在2011年大选,赢得阿裕尼选区说起。在工人党赢得阿裕尼选区前,人民行动党管理的市镇会,原委任CPG Facilities Management(CPG)为管理代理公司。 在此案中,诉方律师曾描绘,工人党市镇会不续聘CPG公司的举动,牺牲市镇会的利益而意图让FMSS从中获益,同时指FMSS的受委没经过公开招标。 CPG有意终止服务 但是,辩方则指出,2011年5月底,CPG 公司告知工人党议员,CPG无意继续担任代理公司,因为同时服务行动党市镇会和反对党市镇会讲影响CPG的业务。 在辩方开场陈词也解释,根据国家发展部指示,行动党需在2011年8月1日前把市镇会交接于工人党。随着CPG已表明无意续约,市镇会必须在两个月内找到新的管理代理公司。 除了CPG公司的退出,根据议员的说法,市镇会的运作也因为电子管理系统公司的退出,陷入困境。 行动党AIM公司终止服务,市镇会管理系统险瘫痪 有关市镇会电子管理系统,乃是由行动党所有的公司,Action Information Management(AIM),该公司三名董事:刘炳森、周亨增和詹达斯,都是行动党前议员。刘炳森曾任行动党执行理事,而周亨增曾任国会副议长(2002-2006年)。就连公司注册地址,都直接沿用人民行动党总部的地址。 *点击此处查看刘炳森、周亨增和詹达斯的个人档案 2011年6月22日,AIM致函阿裕尼市镇会主席,指出有意终结对阿裕尼市镇会的服务,并从2011年8月日生效。 刘程强:担心出问题,临时成立FMSS接管 工人党前秘书长刘程强,鉴于1991年接手后港市镇会,也曾遭前管理代理终止服务、必须临急重建办公室的经验,感叹“反对党选区只能靠自己”。 他请该党支持者已故卢仲明和侯文芳夫妇,在大选后几天(2011年5月15日)成立了FM Solution Services(FMSS),获临时合约接管管理代理服务。据了解,他们在2011年以前,管理后港单选区已有14年经验。 不过,并没有公开招标,工人党给出的理由是,当时CPG临时才通知要取消服务,时间仓促下无法展开招标,只得暂时委任FMSS一年。不过与此同时,侯文芳也是市镇会总经理兼副秘书,卢仲明则是副秘书。 此外,随着AIM宣布终止服务,该市镇会也被迫在两个月内开发自己的电子管理系统。 2012年: 市镇会召开代理公司公开招标时,也只有FMSS投标。...
昨日,乐施会公布的全球各国缩小贫富不均指数,在157国中,新加坡位列149位,排行倒数第九。不过,我国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李智陞对此作出回应,我国国民拥屋率高、医疗成效领先全球,说明政策是否见效,比国家拨款多少在社会开支更重要。 他认为,应该注重政府政策是否让人民取得实质受惠,例如良好健康、教育、就业和居住权,而不是去“满足一堆指标。” 乐施会的报告指出,新加坡是世界上最富有国家之一,但排名倒数第九,其便于避税的措施乃是部分因素。再者没有定制最低薪资,保障劳工权益不力。对于社会开支仍相对很低- 只有39巴仙花在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上,不如南韩和泰国,一半开支都花在这三个项目。 对于乐施会的排名,李智陞反驳说,新加坡享有高拥屋率、医疗服务领先全球、学生表现排名佳等例子,说明所推行的政策已取得成效。 ”以低税、低支出就能见成效“ “再者,相比其他经济体,”本地低收入和中位数收入家庭过去10年的收入增长是最快的。“他补充,对比大部分国家,仅以最低税率和较低支出,就能达到成效,才是新加坡的成就。 乐施会指出,我国在医疗上的开支仅占国内生产总值4.6巴仙。但是李智陞引述经济学人智囊单位(EIU)评价的医疗成效排行榜,我国位居全球第二、世界卫生组织医疗系统位列全球第六。 李智陞甚至言道,新加坡人普遍承担的所得税偏低,几乎一半人口不缴任何所得税,但是这些群体却能从政府获得高素质基础建设和较多社会援助。 他也指出,新加坡15岁学生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简称PISA),数学、科学和阅读都名列第一,本地最贫穷家庭学生优于表现其他经合组织(OECD)国家。 “本地低薪工友获辅助” 针对我国未落实最低薪金制的批评,李智陞则搬出政府对底薪工友的薪金辅助政策、提升员工技能,也为部分低薪行业实施渐进式薪金制度。 他也说:“我们的施政旨在为人民取得实质成果,包括良好的健康、教育、就业和住屋,而不是为满足一堆追求意识形态的指标。” 乐施会吁狮城正视“避税港”问题 简言之,李智陞认为,现在行动党政府已经对人民“仁至义尽”,用简单的指标来衡量我国政策“有欠公平”,认为拿出实际成果比起追求简化的指标更重要。 不过,乐施会在报告中,还指出我国应终止宽容富人的税政。新加坡增加个人所得税达2巴仙,但是对于收入最多者的最高征税率仍维持22巴仙。再者,一些不利措施也导致一些大企业,在我国可以在海外避开数十亿元的税收。 乐施会建议,我国理应在解决国内和全球聘雇不均,发挥更重要作用,包括改善劳工权益,制定反歧视法令和增加家庭收入。 不过,以上这些李智陞似乎都没有正面回答。对于所谓“成效”,也说得模糊不清。对他而言,或许现有医疗、劳工、教育和生活成本,普通民众似乎已很满意?例如健保政策、社会援助的审核,是否都能让需要的民众受惠? 撇开贫富鸿沟,新加坡似乎是“近乎完美”的国度?
国际慈善组织乐施会(Oxfam)于今日公布乐施会降低贫富不均指数,显示我国、尼日利亚和印度,社会中超级富豪和低收入阶层鸿沟扩大,在缩小贫富差距的努力上成效不彰,排名倒数十名。 该指数乃针对世界157各国家,对缩小贫富差距的努力作出排名,我国排名第149,尼日利亚因缩减贫富差距最为不力,排名垫底。 至于韩国、格鲁吉亚和印尼,从社会开支、税收和劳工权益着手,因致力改善贫富差距获赞扬。 乐施会提醒,贫富不均已达到严峻水平,世界最富有的1巴仙人口,却坐享2016至2017年中期生产的八成财富,但是最贫穷的一半人口的财富几乎没有任何增长。 解决贫富不均取决于政治意愿 这份指数是在巴厘岛举行的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会组织年会上发布,各国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皆齐聚此会。 乐施会指出,要解决贫富不均问题乃取决于政治意愿,而非国家是否富有。 “新加坡是世界上最富有国家之一,但排名倒数第九,其便于避税的措施乃是部分因素。再者没有定制最低薪资,保障劳工权益不力。” 避税政策致政府消贫资金不足 报告指出,新加坡增加个人所得税达2巴仙,但是对于收入最多者的最高征税率仍维持22巴仙。再者,一些不利措施也导致一些大企业,在我国可以在海外避开数十亿元的税收,致使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解决贫富不均问题。 与此同时,对于社会开支仍相对很低- 只有39巴仙花在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上,不如南韩和泰国,一半开支都花在这三个项目。 新加坡在2017/18年,海拔教育开支削减达5巴仙,当时是世上对教育开支削减最多的国家。 “在保障劳工权益方面,新加坡排名71。除了清洁工和保安,没有为其他劳工制定最低薪资;女性劳工未获平等支薪,对于性侵和性骚扰的法律保障仍不足。” 报告认为,新加坡理应在解决国内和全球贫富不均,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乐施会贫富不均政策主任Max Lawson建议我国,采取措施加强劳工权益,制定反歧视法令和增加家庭收入,新加坡有能力弥合不均的鸿沟。 改善税政,不做全球富人避税港 他补充,如果新加坡能终止不良的税务政策,改善全球贫富不均状况,将对全球发出强烈讯息,因为现有税务政策, 俨然把新加坡变成了富人逃税的避风港。 “也许目前新加坡促使全球贫富不均问题日益严重,但同时也能成化作解决方案的推手。” 另一方面,排名第56的南韩,则在去年把最低薪资调高16.4巴仙;排名49的格鲁吉亚则扩大教育开销达6巴仙,比其他国家还多。 丹麦因落实累进税制、社会开支和劳工保障,使之荣登缩小贫富差距最得力国家之首。不过乐施会也提醒,该国近期的行政措施正侵蚀良政,该国贫富差距情况正提升。 排名81的中国把印度(排名147)远远抛在后头,该国华仔医疗的开支是印度的双倍,福利开支差距达四倍。 社会开支过低、税务不佳,加之一再侵害劳工权益,致使尼日利亚有10巴仙的儿童在5岁前早夭。 乐施会警告各国领袖,若照此下去,可能无法达成2030年缩小贫富差距的宏愿,各国有必要提出方案缩小贫富鸿沟,例如透过累进税收和减少避税。 乐施会总事Winnie...
社运份子范国瀚和民主党党要陈两裕,于今日在高等法庭,被法官宣判藐视法庭罪成立。 高庭法官Woo Bih Li指出,范国瀚和陈两裕两人,在脸书上的贴文攻击了司法机构的诚信和公正,存在引起公众对司法正义信心动摇的风险。 范国瀚随后也在脸书证实此事,并在帖文中表示,此案将安排另一单独听证会。 范国瀚在今年4月,于脸书的贴文称,“马来西亚法庭处理政治个案比新加坡司法更独立”,而被总检察署指控藐视法庭。有关贴文也转载新闻:“《当今大马》挑战反假新闻法违宪”。 随后,新加坡民主党党要陈两裕于5月6日,在脸书为范国瀚抱不平,指出总检察署的举措,更加证实范国瀚的批评所言不虚。结果也同样被控藐视法庭罪。 2016年司法(保护)法令自去年10月生效,上述两人也“抢了头香”,成为该法令生效以来首两位被指控藐视法庭的个案。被判藐视法庭罪者,可悲罚款高达10万新元,或监禁3年,或两者兼施。 早前,在今年7月的审讯中,高级政府律师Francis Ng指责,范国瀚的言论,乃是向公众影射,在马国进行挑战宪法, 如发生在新加坡则必然败诉,因为本国缺乏司法独立。 至于范和陈的辩护律师Eugene Thuraisingam和朱正熙,则辩解范从未意图影射新加坡法庭不独立,只是比较两国司法系统,作公平的评述。范国瀚也参考世界经济论坛的司法独立排名,才认为比较两国司法制度合情合理。 法官认定范的贴文“非处于善意” 然而,法官则认为,从普通理性民众来看,范国瀚的贴文可能导致民众对司法的信心动摇。 “再者,我发现范的贴文无理性依据,他抨击新加坡的司法诚信和公正,但没有提供任何理据佐证。” 法官认为,范国瀚的言论并非出于善意,其对司法机构的批评有欠公平。 至于陈两裕的言论则“不依据客观事实和理性为基础”,也同范国瀚一样,抨击了新加坡法院的诚信和公正。法官称,陈两裕抨击总检察署对范提起诉讼的举措,但同时又对司法机构构成另一攻击。 上述案件将延期判刑,总检察署须在10月16日前提交书面资料,范陈两人则需在10月30日前提交。另一场口头听证会,则定在下月7日进行。 范国瀚:世界银行司法独立排名,芬兰优于我国 范国瀚对于此案在脸书表示,为何他会写下“马来西亚法庭处理政治个案比新加坡司法更独立”的观点,乃是当时马国《当今大马》网络媒体,挑战马国《假新闻法令》违宪,也关注此案进展。 “我是根据媒体和期刊文章中,有关马国法院维护公民受宪法保障之民权和政治自由的法庭案例,但是类似的上诉,却在新加坡失利。” 他也提及,自己的观点也参考了已故异议分子萧添寿(Francis Seow)的著作《无可置疑?新加坡司法机构》(Beyond Suspicion? The...
人力部于周日(10月7日)宣布,从明年1月1日起,雇主将不得替女佣保管薪资和钱财。 人力部称,该部每年约接到600宗薪资纠纷,大部分都与钱财保管有关。该部认为,由雇主替女佣保管钱财,对劳资双方都很容易造成不便,也有风险。 要用钱的女佣还需向雇主拿钱,雇主也得不厌其烦、帮女佣核对转账回乡的金额。而一些女佣也不放心由雇主管钱。 人力部也提及,雇主和女佣也因为管理金额产生分歧,曾有雇主癫痫发作陷入昏迷,女佣拿不到她的钱;另一案例则是客工在雇主处累积存放了1万1千新元。可是,当她准备取钱时,雇主却陷入财务困难,只好分期付款。 易引起劳资纠纷 人力部重申,按时缴付雇员足额薪资,乃是雇主的责任。雇主将不得再为女佣保管薪资。而任何违反工作准证条件的雇主,即违反了《雇佣外籍劳工法》(EFMA),执法单位有权对雇主采取行动。违法的雇主可面对1万元罚款,或监禁12个月。 人力部也建议雇主改用电子转账方式发工资。在替客工申请工作准证时,就可一并替他们申请POSB转账户口。 另一方面,客工人道组织(HOME)则呼吁政府强制规定以电子转账方式缴付客工工资,同时,也为那些雇主陷入财困/破产而无法拿到工资的客工,设立法定基金。 从去年4月至今年3月,客工人道组织共受理872宗客工个案,其中有40巴仙(342宗)都与薪资有关。 不久前,律政部刚宣布,将管制旅居狮城的外籍人士的贷款上限。这些外籍人士指的是持有工作准证、长期居留证、短期居留证、家属准证和留学生证的群体。 有助减缓客工借高利贷现象 该部规定,旅居新加坡、年收入少于1万新元的外籍人士,只能从合法贷款公司借款最多1千500元。这意味着,许多客工都属此例。至于年收入介于1万至2万元者,能接待不超过3千元。 未来,人力部将罚款那些涉及向非法放债人借钱的工作准证持有者。 2016年,向合法贷款公司借钱的外籍人士高达7千500人。至今年上半年,人数却急升至3万5000人。 相信禁止雇主替女佣保管钱财的规定,有助减缓客工在财务窘迫时,向非法放债人借款,致使深陷债务困境。
谈及现今政治组织在推动改革和抵御强人领导影响力的角色,历史学者覃炳鑫博士认为,除了工具变了,现在的政治组织经历多个世纪,差异不大– 召集群众、商讨重要议题,并招揽更多人参与改革。 “基本上,政治组织工作是后勤式的–写信、影响您的同侪、发展壮大运动和说服人民。这当中有很多工作,需要很多耐心,但都是政治的基本功。” 他指出,从聚集小室的一小簇人,再慢慢发展壮大成全国运动,几乎是所有政党的共同点— 中国共产党、人民行动党、民主行动党发(DAP)和巫统皆是如此。 “影响群众、做沟通联络等,虽是繁杂工作,但却无可否认最有效。” 覃炳鑫是在2018酷隆坡嘉年华的“东南亚强人的诉求”研讨环节上,发表本身对政党政治运作的观点。参与研讨者还包括马来亚大学法学系助理教授亚兹敏砂伦、菲律宾视觉艺术家与摄影记者伽罗卡布科和马国人权律师、净选盟前主席安美嘉。 安美嘉则询问,新加坡是否有论及恶法和民主的全国性舆论,覃炳鑫则给出肯定答案,包括他自己本身和好些群众都有参与推动,惟给予政府很努力压制,这类舆论一般不会出现在主流媒体。 他也提醒,即使换掉领导人,如果没有改变体制是无意义的。新领导人浸淫在形塑现有领袖的薪俸和体制下,迟早被陈腐的陋习所同化。故此,改变必须由下而上。 新领导会被迂腐旧制同化 “这是对政治本质进行彻底改革的长期计划,任重道远。人民参与公共议题的讨论,能带来影响力,例如已迫使部长不得不站出来并提出解决贫富不均的方案。我不认为行动党本身很关心贫富不均,他们对民间组织的讨论一般都反应迟缓。” 针对现场听众提问,如果没有强人领导,东南亚国家会否垮台?覃炳鑫则提出,一个拥有开放民主体制、强大的社会和稳健的政治机构,才能产生足以应对挑战的强人领袖,而不是先有强人才有强国。 例如新加坡在1950年代的有限民主下,透过意识斗争产生了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当时他们是反对党,缺乏经验,但是人民还是把票投给了他们,并由行动党引领走过20年。 另一听众则提问,亚洲、乃至东南亚是否值得拥有民主,覃炳鑫则回应:“只要我们争取,我们就值得拥有民主。”他举例,例如中国国父孙中山、印度圣雄甘地和印尼的见过领袖苏卡诺,都为反帝反殖作出斗争。 最后,覃炳鑫也强调,建立民主,其过程更重于结果,民主进程中我们需确保领袖担起责任、讲诚信、保障人权。建立民主的方法不仅比结果更重要、方法本身就是目的。 现今领袖过于依赖“李光耀遗产” 研讨环节结束,《网络公民》记者询问覃炳鑫意见,仍有许多国人缅怀李光耀的强人政治,视之为今日国家经济繁荣的梁柱。在来届大选,李光耀“强人”遗产是否,是否还会继续对选情产生效用? 覃炳鑫认为,现在的人民行动党政府极度依赖“李光耀遗产”,特别是在现任总理治下,并没有任何显著成就可以在大选时向人民交差并胜选。 “在上届选举,行动党的竞选宣言几乎都在大谈过去。竞选宣言应该是放眼未来的,这哪是?” 他补充,另一问题在于,“李光耀遗产”比行动党人所描绘的、普通国人所见还要复杂,但是都被简化了。其中有很多事项都是李光耀不同意的,他在晚年回顾也坦诚做了一些失误,并尝试在80年代做政策U转。 “但基本上,你不能把李光耀从那个时代排除掉。他是冷战下的产物,在以两大巨头– 美国和苏联分庭抗礼的意识形态对立的大环境下,他用卓越手段带领新加坡度过艰难的时期。” 然而,现如今,全球所面对的又是不同的挑战,李光耀的遗产是属于过去的,覃炳鑫强调,更关键的问题在于– 现有领导人是否认清当今局势?他们有和远见和规划对应之? 原文:Danish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