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宣布,将以4亿6500欧元(折合新币约7亿4110万新元),购置位于巴黎商业区La Défense种地点的40层办公大楼Tour Ariane。 GIC是在昨日发文告,公布上述估计今年第四季度完成交易的置产计划。GIC称,从欧洲房地产钜子Unibail- Rodamco-Westfield,购得该办公大楼。 Tour Ariane可租赁空间达6万4500平方米,邻近两大主要交通枢纽和多个重要设施,配合以上优势,该公司放眼未来当地政府推展大巴黎计划,将进一步缩减从该地前往主要机场和火车站的通勤时间。 GIC相信,Tour Ariane能提供有品质且可负担的租赁单位。长期来能展现多面向的增值机会。该公司料将进一步投资来提升该资产。 未来,该产业将有英国的房地产管理公司Baumont 实业资本管理。 成飞机租赁公司NAC少数股东 另一方面,GIC在另一联合文告中披露,已成为全球最大支线飞机租赁公司Nordic Aviation Capital(nac)的少数股东。 总部位于丹麦,NAC拥有468架飞机,总资产约80亿美元,在30多个国家有40多家航空公司的客户群。NAC在2015年与殷拓集团(EQT VI)合伙,透过注资45亿美元,从螺旋桨飞机租赁,壮大而成全球最大的区域飞机租赁商。 NAC公司创办人、丹麦籍富商Martin Møller声称,GIC将进一步加强该公司财务实力,使之有能力把握任何拓展业务的机会。 至于GIC私募股权首席投资官朱勇勤指出,NAC拥有强劲的成长记录,在相关领域以长期增长的驱动力,占据市场主导地位。GIC作为长期投资者也放眼与Martin Moller和殷拓集团的持续合作,支持GIC的发展。 在新加坡,有三大机构负责管理国家储备:淡马锡控股、金融管理局和新加坡投资公司。GIC主要管理政府金融资产,进行长远投资,以保值和提升该公司所管理基金分国际购买力。 在新加坡以外的全球范围,GIC 作为我国政府的基金经理,管理远超过1000亿美元的资产,但是,它不公布管理资产的总额和个别财政年的回报率。而他的董事主席,正是我国总理李显龙。 在《2017/18政府投资组合管理报告》,截至今年3约底的20年内,GIC取得3.4巴仙年率化实际回报率,比去年少了0.3巴仙。不过GIC首席执行官林昭杰称,GIC公布的回报率,已抵消全球通膨影响,GIC的资金实际在过去20年的国际购买力已翻倍。 “GIC投资组合波动率相对较低,处于9%水平,反映市场环境良好以及GIC投资态度谨慎。”...
工人党前秘书长刘程强议员,叙述90年代时期工人党接管后港市镇会曾遭“刁难”,管理面对重重困难。 其中,刘程强提及在1991年大选夺得后港选取后,同年9月30日,收到建屋发展局通知,将在12月31日终止对后港的管理服务,也给刘程强期限撤出原有办公室。 刘程强说,建屋局后来告知,需要40周(10个月)来重建新办公室,又不肯延长现有办公室的使用期限,他只好找亲友和建筑师的协助下另寻办公室,所幸还能在期限当天搬入新址。 他也必须招募和培训新班底,协助管理后港市镇会,避免服务中断。 没拨款 选民承担更高水、杂费 ”然而,接下来日子仍荆棘满途。90年代中期,建屋局进一步终止后港市镇会24小时紧急服务和电脑系统。同时,也没有获政府拨款开展任何提升计划。“ 他说,这导致后港市镇会设施比起行动党选区少、市镇会也需花更多钱维修旧设施。结果,后港选民必须承担更高昂的水费、服务与杂费(S&CC),间接也影响了选民对工人党好感。 刘程强于昨日获法院传召,为工人党市镇会诉讼第一答辩人。他在48页的宣誓书中”诉苦“,叙述管理后港市镇会的惨痛经验。 辩方律师也引述刘程强管理后港市镇会的经验,成为后来2011年管理阿裕尼市镇会的参照。 刘程强也指出,建国总理李光耀还曾在2011年大选的群众大会上,公然指出反对党选区房屋价值比邻近行动党选区的房价低,藉此呼吁阿裕尼集选区人民投给行动党。 他也补充,另两位民主党议员–1991年胜选、分别管理武吉甘柏区的林孝谆和义顺中区的蒋才正也面对同样挑战。当地选民反映,两者无法妥善管理选区,才在97年选举丢失议席。 诉方:一开始就打算排除掉CPG 诉方在诉讼中,则指责刘程强等人一开始就已盘算好要撤换掉原管理代理CPG,委任自身支持者设立的公司FMSS,有内定举亲之嫌。 对此,刘程强坚称,自身绝不可能愚蠢到先终止CPG合约,而引致对方起诉索偿。 诉方律师文达星指责,后港市镇会管理一万家户,加上阿裕尼选区就是五万户。刘程强明知管理人口增多已是一大挑战,仍执意撤换掉经验丰富的CPG,罔顾居民利益。 “况且当时还有两家设施和房产管理公司,也有意成为管理代理(MA),但是工人党议员们都不考虑,似乎已决议起用FMSS。” 对此,刘程强反驳,上述两家公司只有管理工厂的经验,和管理5万户的市镇不可相提并论。至于FMSS的成立,其成员侯文芳就曾是后港市镇会总经理,其丈夫已故卢仲明为该市镇会提供紧急服务,有20年的丰富经验。 文达星续而追问,为何非要侯文芳成立公司?既要支付她薪水也要支付FMSS公司的报酬。刘程强解释,他选择聘请管理代理公司,因为管理市镇会本就不容易。至于侯文芳管理公司是赚是亏,就不在其计算内。 文达星则穷追猛打,指刘程强是否用居民和政府血汗钱作为“赚头”,说服侯文芳开公司接手市镇会的管理代理服务?对此刘程强予以否认。 他也强调,请侯文芳组FMSS,当时是为了确保若原管理代理CPG终止服务,FMSS可以马上接手,市镇会运作才不会因此停顿,因为必须考量“没任何公司愿接手”的可能性。
经历两周监禁,艺术家和社运分子施兰(Seelan Palay)于今日获释。在脸书上,他宣称他的艺术表演:“32年:镜子的审问”随着他的监禁划下总结。 在本月3日,新加坡法院判处施兰因在未获许可证下进行表演活动,触犯《公共秩序法》罪名成立,罚款2千500元,或监禁两周。而施兰选择了监禁的惩处。 他在未有代表律师的情况下,出席9月26日的法庭审讯。面对主控官的审问,施兰坚称其艺术表演全程以平和的方式进行,且没有告知、直到任何人追随他,从原表演地点国家艺术馆走到国会。 他也强调,表演他全程沉默,仅靠镜子来表达含义,以及针对警方的询问才作礼貌答复。 当主控官质问,其表演具有目的、是否影射政府当年监禁谢太宝的决策是错误的,施兰则回应,艺术本身并不必然有任何目的。 在去年10月,施兰独自一人站在国会前,举着“一面画有图案的镜子,批判政府前国会议员谢太宝遭囚禁和软禁32年,进行无声抗议。在警方劝离不果而被当场逮捕。 谢太宝在1966年在内安法令下被逮捕,被政府指控从事亲共、颠覆政府活动。结果,这名议员在未经审讯和起诉下,被监禁至1998年才重获自由。 ‘网络公民’以视频记录下施兰的和平抗议,后者并无作出多大的威胁,为了控诉对前国会议员谢太宝的不当囚禁待遇,只是拿着一面镜子站在艺术馆和国会前和平抗议。 他不曾干扰民众,也不曾反抗警方,然而施兰最终还是被逮捕了。逮捕施兰的行动,显示当权者无法容忍异议与民众的批判,也延续了司法的不公义。
上周,乐施会公布一项指数,对比全球157国在降低贫富差距所做出的努力。其中,我国被指降低贫富差距成效不彰,排名只得倒数第九(149名)。 乐施会的报告,很快就遭到政府要员的反弹,其中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李智陞坚称,乐施会更应该看看我国政策所达成的成效,例如国民高拥屋率、医疗服务领先全球、学生表现排名佳子,说明现有政策已取得成效。 李智陞甚至言道,新加坡人普遍承担的所得税偏低,几乎一半人口不缴任何所得税,但是这些群体却能从政府获得高素质基础建设和较多社会援助。 王瑞杰对乐施会报告“失望” 此外,财政部长王瑞杰也对乐施会的报告感到失望,认为报告将资源投入和表现混为一谈,只关注政府在教育、医疗上的开销,是错误的分析。 “世界银行发布“人力资本指数”就是为了研究如何改进政策成效,排列第一的我国非常乐意和其他国家分享我们的经验,也希望国人确信我国的制度很好地为他们服务。” 对此, 乐施会贫富不均政策负责人麦斯罗逊也回应了李智陞,指出为何在落实扶贫累进税制政策排名,我国包尾,也与我国宽容富有大企业和个人的税制有关。 他指出,我国税收政策的影响是跨国界的,甚至被富有企业视为避税天堂。结果是被规避掉的税收,侵害了其他发展中/落后国家的收益,使之缺乏可投入发展学校和医院建设的资金。 经济学家:应改革公积金税制 针对我国在促进累进税努力的包尾排名,本地金融服务专业前主席梁实轩也有话说。他在个人博客撰文,提及去年11月,出现在英媒《今日报》题为《公积金扣税更利富人,经济学家要求税制改革》的报导。 报导中称,假设一名富人存入100元在公积金户头,就可得到22元的所得税减免。但相对下,月入3千元的普通民众,只能得到2元的减免。 经济学家Walter Theseira建议,应改革我国公积金减免税制中的“累退性质”。比起高收入者,收入较少者却贡献出收入中更大占比回馈社会,可导致不同收入群体的潜在储蓄差距出现极端差异。 根据Walter的计算,收入较低的一半家户平均获得14巴仙公积金扣税,但是社会收入前10巴仙的家户却可得到31巴仙的扣税。 相对下乐龄补贴计划的3亿5千万元的开支,政府为上述扣税补贴,每年要付出10亿元收益的代价,这可不是小数目。 政府或许可辩解,10亿元的扣税补贴,乃是鼓励公民在公积金储蓄,但是Walter则质问:“如果取消掉补贴,这10亿元是不是还能支持更多的退休政策?” Walter则建议,政府应改用“信贷制(credit system)”,不论收入阶层,纳税人都获得相同所得税回扣,这些信用额度可用来减免其他税务,或用在公积金当缴税额。 “扣税系统与边际税率挂钩,收入水平较高也会增加扣税值,相对下信贷制度本质上更为中立。” 财政部称落实“累进”社会政策 当时,财政部曾对Walter的建议作出回应,表示探讨税制系统较不“累进”的部分是可行的。不过整体新加坡税制和财富转移系统就是“累进式的设计”(注:累进税指的是收入越高,被课税的税率也越高)。 例如,在2016年,每征收一元税收,低收入家户就可得四元收益,相对下中等收入家庭平均只能得2元收益。 在就业入息补助计划(为月入2千劳工补贴3600元)和乐龄补助计划,政府每年开销10亿元,协助退休或低收入者。至于公积金的派息利率也有分层次,首6万储蓄的派息较高。 财政部认为,透过落实各种计划,已经使得现有社会政策呈现有助低收入者的累进性质。“公积金乃是新加坡社会保障的重要支柱,和获津贴的高拥屋率、教育、医疗福利和和技职培训相辅相成。对于较不幸群体,则可透过其他计划施予额外补助。” 对此,Walter教授认可现有的累进式社会政策,但也提醒探讨公积金扣税制度,也是一次良机,改善更均匀、累进式的税收系统。何况为落实乐龄补贴计划,政府的开销也不小。...
马来西亚财政部长政治秘书暨白沙罗国会议员潘俭伟,针对《海峡时报》在一马公司弊案报导上,连续出现报导失误,感到惊讶和错愕。 他指出,翻阅两篇《海时》的报导,内容令人感到费解,“他们似乎无法釐清一马公司案的基本事实。” 《海时》在本月7日报导: 马国在10月中需支付阿布扎比巨额债务利息,使仍在收拾一马公司烂摊子的新政府,面对严峻经济挑战。 报导中也揭示,希盟政府在执政后,为处理一马公司弊案面对一连串问题,包括需在10月支付到期的5千030万美元一马公司债务利息。 这是危险的先例,因为其他债主也可能成绩要求马国偿还债务。 不违约欠款 惟对付涉欺诈政府者 对此,潘俭伟特别向马国Astro Awani新闻平台发文告,釐清《海时》的报导内容。 他在文告中解释,10月份的利息支付,肯定不是政府第一次面对一马公司债券。今年5月31日,财政部长林冠英宣布“迫不得已”签署国际石油投资公司(IPIC)“担保”一马公司债券,而需支付1亿4375万令吉的利息。那么《海峡时报》所谓“危险先例”所指为何? “是的,我们没有选择,只能履行财政部之前为IPIC担保债券的承诺,否则将对其他借款形成违约和降级。然而,支付上述款项,并不代表我们认同那些欺骗一马公司和政府的人。” 他说,首相和财政部长已强调,马国政府会对违法者提出法律诉讼。 潘俭伟也质问,报导中谁是那两位直接向敦马汇报一马公司事宜的神秘资深官员?谁说马国政府可能违背利息支付?他直言《海峡时报》报导有误,因为财政部已授权支付10月份的利息。 马国财政部并没发文告反驳《海时》,然而,该报在10月14日,又刊出标题为《一马公司对阿布扎比债务激增》(Malaysia’s 1MDB debt to Abu Dhabi may have ballooned)、同一作者撰写的报导。 “报道称,在IPIC对伦敦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报告中,有关债券承诺在加入利息前,已高达68亿9000万美元,比希盟政府已知阿布扎比债务多处超过一倍。” 潘俭伟说,对此他还反复检查IPIC对伦敦证券交易所的报告。 阿布扎比公司公布,IPIC的68亿9000万美元债务担保额,将由母公司Mudabala Development...
马来西亚最大执政党候任主席拿督斯里安华于今早,在国会宣誓就任波德申(Port Dickson)国会议员,完成其拜相进程的第一步。 在上周六(本月13日),在波德申国会议席7角战中,安华得票3万1016张票,以2万3560张多数票完胜其他候选人。这场补选中主要的竞争对手:伊党候选人莫哈末纳扎里和前森美兰州务大臣丹斯里伊沙沙末,仅得票7456和4230张。 马来西亚波德申国席补选,各候选人得票率: 希盟公正党安华(71岁):31016张 独立人士刘雪燕:(51岁):214张 独立人士塞夫(33岁):82张 伊斯兰党莫哈末纳扎里(57岁):7456张 独立人士伊沙沙末(69岁):4230张 独立人士曾庆亮(51岁):337张 独立人士简梓源(45岁):154张 安华需要狂胜 安华需要狂胜。如果成绩太难看,缺乏民意支持,将为拜相之路增添阻碍。虽然比起509国选,并未吸引大量游子返乡投票,但是此次补选仍达到58巴仙投票率,安华得票率达71.27巴仙,高票当选的气势使之打了重返政坛的漂亮首役。 再者,希望联盟内部需要确立候任首相人选。根据内部协议,敦马仅为相两年,而纵观现有领袖,仅安华最有凝聚力。安华的回归,多少也稳住希盟内部军心。 安华在2013年国选,赢得巴东埔(Permatang Pauh)国席。然而安华前助理塞夫指控安华胁迫肛交,在2015年2月,安华被判肛交案罪成,丧失国会议员资格。 当时,反对阵线民联(Pakatan Rakyat)伊斯兰党随着元老聂阿兹去世、重提伊斯兰刑法议程,民联痛失聂阿兹和安华两大领袖,内部分歧附上台面,造成民联瓦解。马国反对党阵线一时陷入低谷。 今年5月16日,敦马向国家元首苏丹莫哈末五世申请特赦安华。 安华与敦马互动备受瞩目 在巫统时期,安华就是敦马的左右手,在1998年以前,几乎被视为敦马接班人。学生领袖出生的安华,视敦马为“导师”,在政坛也平步青云,官拜至副相。 但是两人在1997年金融风暴后,政见分歧扩大,敦马选择革职安华,结果促成烈火莫熄运动,公正党正是在烈火莫熄时代下的产物,凝聚反建制和有意推动制度改革的人士。 如今,安华重返国会,又让他与敦马同朝为政。不过,安华的首相梦当前仍有挑战,特别是必须拿捏好与敦马的关系,他的一举一动如今已为朝野民间瞩目,任何急工冒进的举动,都会招来急工冒进的负评,影响民望。 预料安华短期内不会求官,可能会受委一些国会委员会/特工队职务,专注在经济和官僚体系改革。
不堪收费负担,裕廊西小贩中心12名小贩约在今年八月,提交一份联署诉求信,呼吁环境局指示该小贩中心运营商,废除由小贩承担的奖励顾客送还托盘措施。 其中一名小贩透露,除了每月约两千元的租金和其他附加费用,承担奖励顾客归还托盘的开销,每月累积下来,有时可高达900元。 其余附加费用还包括1100元的清洁和收碗盘费、250元的服务费和300元的自动现钱机费用,致使小贩每月开销加上租金可高达4千元。 除了环境局,这份诉求信也提呈给裕廊西小贩中心的运营商,口福集团子公司Hawker Management。 然而,环境局发言人对此答复,奖励归还托盘制是小贩和Hawker Management签署合约的一部分,在签约时应清楚有此条约。 另一方面,Hawker Management 则告诉《今日报》,管理层是与摊主们合作推动奖励顾客归还餐盘,并认为这有助打造干净舒适饮食环境。不过,他们将探讨小贩们的诉求。 其中一名小贩列出每月近4千元的开销: 租金:2140元 洗碗盘费:1100元 租用现钱机:300 归还托盘奖励:约数百至900元 服务费:250元 或许有经验读者会发现,高达1千100元的洗碗盘收费,小贩几乎可以自行聘请洗碗工。 口福集团执行主席庞琳,也是草根领袖 Hawker Management的母公司口福集团,乃是巴西立-榜鹅集选区草根领袖庞琳所创立。他是榜鹅21社区中心建设基金委员会副主席,也是榜鹅北公民咨询委员会和榜鹅21社区俱乐部管理委员会的赞助人。 在2014年,庞琳获颁公共服务之星奖章: 至于口福旗下子公司Hawker Management,把碗盘和餐桌清理服务,外包给伟盛(GreatSolutions)私人有限公司。GS控股则是前述公司的母公司,由庞琳的兄弟庞威创办。 伟盛有限公司在官网宣称,能提供大规模的中央碗盘清洗服务,在网站中也列出为多家知名本地食肆,如肥雄集团、DOME、荣寿司等等提供服务。 口福子公司把碗盘清洗外包于伟盛 根据GS...
新闻来源:半岛新闻台(Al Jazeera )作者Anne Bouleanu 菲律宾在去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7巴仙。马尼拉金融区的摩天大楼如雨后春笋林立,但是在这个国家最繁华的地方,距离数里之遥的却是马尼拉人口最稠密的贫民窟Tondo。 这里有小孩在垃圾堆中寻找还能烹煮的老鸡;许多生活在这里的家庭,以拾荒和回收变卖旧物来维持生活。 根据当地非政府组织Bahay Tuluyan副总监凯特琳谢丽(Catherine Scerri),孩童营养不良问题很严重,而且情况还在持续。 菲律宾超过33巴仙儿童患有营养不良和相关的并发症,如发育迟缓。这些孩子每天要面对三餐不继的现实。 政府热衷打击毒品 数据显示,发育迟缓和营养不良问题,使得菲律宾每年花费掉3千260亿比索(60亿美元)-占该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巴仙。然而, 政府和总统杜特蒂似乎更热衷于毒品战争。 人权观察组织估计,因打击毒品已经导致至少1万2千人丧命。而往往穷人备受针对。只要有摩多车声响呼啸,孩子们便恐惧四散,深怕警察可能会逮捕或杀死他们认识的亲友。 救助儿童会发现,整体亚洲营养不良情况下降,但是菲律宾的比率不降反升。Bahay Tuluyan则尝试援助饱受贩毒战争和饥饿之苦的孩童援助,例如提供膳食、请他们在非政府组织设施中洗澡,以及为面对困境的年轻人提供社会支援。 17岁的Gani Damil是直接的受害者。他已经多年没见到母亲、他的父亲和哥哥于两年前在毒品罪名下被拘禁。 改善营养不良不是政府主要议程 Bahay Tuluyan的移动食品小队找到他时,他正在街头游荡。至今,Gani都待在该组织的避难所,无家可归,前途茫茫。 全球营养改善联盟(GAIN)执行总监劳伦斯哈德指出,要减少营养不良问题,政府需要聚焦处理:健康、农业、教育、水源、环境卫生、女权、减少贫富不均等都要取得进展。 他坦言领袖的意愿至关重要,但是杜特蒂政府的有优先议程,但可惜解决营养问题不在首位。 在上个月底,杜特蒂在一次演讲中声称:“我做错什么?我偷钱了吗?偷了一比索?我起诉了哪些被我送进监狱的人?我唯一的错,就是允许法外处决。” “然而,政府这种非法处决行为只会形成恐惧和寒蝉效应,抑制民间对政府政策的辩论,例如营养不良课题。”劳伦斯哈德这么表示。 虽然许多孩童面对饥饿危机,与此同时杜特蒂政府仍在投入资源吸引外资进驻。...
裕廊西小贩中心12名小贩,提交一份联署诉求信,呼吁环境局指示该小贩中心运营商,废除由小贩承担的奖励顾客送还托盘措施。 顾客每自行归还一个餐盘,可获得两角钱的奖励;但是这笔费用却要由小贩们承担。有感于每个月多出数百元增加负担,这12名小贩致函环境局,也把诉求信提呈给裕廊西小贩中心的运营商,口福集团子公司Hawker Management。 根据《今日报》报导,这些小贩是在今年8月作出上述申诉。小贩们称,打从裕廊西小贩中心在去年开张以来,只有该小贩中心奖励顾客,在用餐后归还托盘。 其中一名小贩透露,除了每月约两千元的租金和其他附加费用,承担奖励顾客归还托盘的开销,每月累积下来,有时可高达900元。 其余附加费用还包括1100元的清洁和收碗盘费、250元的服务费和300元的自动现钱机费用,致使小贩每月开销加上租金可高达4千元。 其中一名40岁不愿具名小贩表示,为此他们也曾于顾客争议,例如假设食物分量用一个托盘就可装完,顾客却拿了三个托盘,就必须给顾客6角钱的奖励。如果生意较好时,这种成本还会增加。 也有小贩反映,随着近几个月客流量减少,回归托盘的费用也侵蚀了小贩们的盈利。在生意难以为继的情况下,一些小贩选择转移经营地点。 至于环境局发言人称,有收到部分小贩的反映,但认为他们在和Hawker Management签署租赁合约时,理应注意到有关的收费条款。 另一方面,Hawker Management 则告诉《今日报》,管理层是与摊主们合作推动奖励顾客归还餐盘,惟他们将探讨小贩们的诉求。 “这项措施的初衷乃是鼓励顾客归还餐盘,以便为大家打造干净和舒适的饮食环境;同时提升小贩中心的产能,为社区提供可负担的食物选项。”
早前,环境与水源部高级政务部长许连碹博士,在国会指出,环境局将要求社会企业运营小贩中心,成本和收费需透明化,任何额外收费也需获得环境局批准,确保小贩中心的租金可负担得起。 对此,本地知名食评家司徒国辉再次于“食尊”网站,致部长许连碹公开信,呼吁国家环境局接管小贩中心,以维持小贩低营运成本,才能让消费者享用价格廉宜美食。 (转载自”食尊”网站) 致部长许连碹博士的公开信 请维护公共小贩中心 感谢您着手探讨社会企业小贩中心所施行的不公平措施,要求这些社企把附加费用透明化和非强制收费。不过请容许我分享我的意见,此事不仅关乎收费透明化,公共小贩中心总体运营开销过高更应关注。 您说社企小贩中心的租金和开销媲美其他私人食阁,但我认为,如果再拿百余家环境局小贩中心和咖啡店(其中有好些已由职总富食客营运)相对比,差异九十分明显。作为私营企业,私人食阁有权征收他们认为适合的收费。 原本我以为东部地区的小贩遇到的合约条款是最糟的,直到有位来自社企小贩中心的小贩,和我分享他们的困境,那才是糟糕透顶。 直到下个租户签约为止,租金照付 这小贩在一家本地知名连锁食阁管理的社企小贩中心,经营面谈。一年后,由于客流量走下坡生意难以维续,这名小贩决定放弃每月4千元营销(包括基本租金和比租金超过一倍的服务费)的面摊。 令我惊异的是,他们还得继续付还最低两千元的租金至合约期限终止,或者直到新租户接手。(管理层的条款参考下图) 这位小贩较后转移到位于住宅区的私人咖啡店经营,租金和运营费相同,但是却又较高客流量。但与此同时,他们还得缴付先前社企小贩中心的违约“惩罚”租金。 “他们只是为养活家人的创业小贩,以为能够在社会企业管理模式下的公共小贩中心得到帮助。结果根本不是这样。” 为每个送还餐盘承担两角钱 社企小贩中心也规定,顾客每送还一个托盘可得两角钱奖励。讽刺的是,小贩却得承担这笔费用。我发现小贩承担奖励顾客送还托盘的费用可高达每月400-800元,比清洁和保养费还来得高。 具约束力可随时提高费用 更甚的是,管理层对小贩发出由专业和独立律师撰写的合约条款更新,合约起草费用也要向小贩们征收,荒谬之极。在市场惯例,产业主都不会在标准合约上向租户征收费用。还有更糟的,还有条款允许管理层可随时通知起租金和服务费,而且是有约束力的。 环境局,请收回公共小贩中心管理权 我建议环境局考虑收回公共小贩中心的管理权。这些社会企业终归是私人企业,尽管已尽最大努力,但是他们对如何使公众满意仍不够细心和缺乏理解。 新加坡有三万注册街头美食小贩,但只有6千家在114个公共小贩中心营业。我呼吁环境局像往常一样管理这6千小贩,低调而有效、用市场竞标价格且最小化对服务和管理的管制。环境局肩负公共服务义务,但私人企业没有。 114家公共小贩中心是为了人民创立、由人民驱动的,形成其他2万4千家私人食摊仿效的伟大在地文化, 就连我们的总理李显龙也认为值得向联合国文教科组织申遗。 在私人咖啡店、食阁、商场和食堂等,谋利的私人运营商可以透过买卖方同意的合约,正当地推行他们的租赁和运营模式,但是不要让他们插手公共小贩中心。我们有必要让小贩们保持较低的经营开销,小贩才能提供价格较廉宜的食物给低收入消费者,与此同时,保护这美食遗产,鼓励更多新小贩的崛起和传承。 这是非营利的运营 如果环境局仍执意让私人企业经营社企小贩中心,那么请让公共公独立小组,监督他们是否履行承诺,协助促进小贩饮食文化、确保它可负担也能永续经营传承下代。这应是在非盈利模式下运行的。 我也建议有关小贩亲自写信给部长您,反映他们的困境,把这些问题考量在内,以便将来能为公共小贩中心拟定更好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