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民主党于昨日发文告警示民众,选举部近期提呈不寻常的选举法修改条例,充满疑点。 其中一项修法建议,规定在前往计票中心前,如已封箱的投票箱已损毁获遗失,可以不计其选票。除非选举官认为有关投票站的票数足以左右最终结果,可以重新召开新一轮投票。 有关修改选举法的动议,在本月10日通过一读。 民主党质问,为何在这个时节点提出这项修改?选举部是否能向选民解释,过去有无发生过票箱被毁获不见的事件? 该党称,过去都不曾发生类似案例,但政府却无法给出合理解释,为何要修改此规章。 在投票站直接计票 如果选举部关系票箱遗失的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投票时间结束后,直接在投票站清算该站的选票总数。 “在其他国家都这么做。投票结束后,选举官就宣布开箱,在各政党候选人、代表乃至民众的在场见证下,当场唱票。” 算票结束后,选举官必须当场宣布该投票站的票数,记录并交给选举部。现今资讯工艺发达,如此计票过程肯定可以有效、迅速且透明地进行。只有在所有投票站都算好票,并总和所有投票站成绩后,才正式公布最后结果。 如此,就能解决行动党所谓担心票箱在运送到计票中心的过程中,损毁或不见的担忧。 “如果行动党政府希望打造公平透明的选举制度,首先应该让选举部从总理署的管辖下独立出来,并在独立的选举委员会监督下运作。” 文告指出,只要选举部仍在总理署的掌控下,对于选举法的任何改动,都很难让新加坡人信服。民主党呼吁行动党政府停止忽悠人民,真诚打造一个自由、公平和透明的选举制度。 网民:成为监票员监督舞弊 民主党的警示,也引起民众的关注,网民Chia Gunawan James在网络公民英语站留言道,过去选举都不曾发生投票箱不见的事情,他似乎可以察觉到2019年选举对执政党不利的氛围。 wt Chen分析,如果当权者对选举结果缺乏信心,这有可能成为他们的防卫手段。 Ranjit Tulsi则强调,新加坡公民一定会轮班守卫,确保投票日当天没有任何票箱会遗失。 Azhar Khamis也呼吁选民,如果要带来改变,应该参与成为监票人员,监督投票过程避免舞弊发生。因为在野党可能没有足够的人力监督整个过程。
今日凌晨(18日)1时许,全岛多地区发生停电,受影响用户多达14万6797人。 根据新能源集团的脸书通告,指停电发生在凌晨1时18分左右,受停电波及地区包括:蔡厝港、文礼、金文泰、裕廊、阿裕尼、三巴旺、碧山、海军部、万礼、兀兰、宏茂桥、勿洛、蒙巴登等等。 该机构表示,事发后立即派人前往修复,停电历经约半小时,电供至凌晨两点左右才恢复正常。 初步调查结果显示,事故原因是因两台发电机的部分电流供应中断所引起。不过,进一步的详情仍在调查中。 民众分享停电情况: 社运份子韩慧慧分享短片: 国会议长陈川仁当时贴文表示,这是严重和大规模的停电事故,影响很多地区和组屋,致使投诉热线繁忙,希望民众冷静给与耐心。
建屋发展局处长(分局运作)林丽丽,于本月17日在《海峡时报》回应一读者观点,重申符合屋契回购计划(LBS)的年龄为65岁,不过该局将检讨让年龄标准更为弹性化,特别是让那些面对健康和财务问题的群体能受惠。 事缘一名读者撰写评论,提出屋契回购计划应该对乐龄群体更为亲善些。 名为郑春斐(译音)的民众,提出老一辈许多夫妇,丈夫多年长于妻子,假设丈夫已65岁,但是妻子才53岁,夫妇俩都不能参与屋契回购计划。 “直到妻子也迈入65岁,两人才符合资格,这时丈夫都已经77岁了。”只要丈夫与妻子间年龄差距越大,其中一人能透过屋契回购,享有退休福利的时间就越短。 体弱年长者面对医疗和生活双负担 为此,他建议有关计划的合格条件应更弹性些,特别是有者也因为健康原因提早退休,是否也能够让他们善用计划来保障退休后的收入?特别是他们还要面对医疗和生活开销的双负担? 同时,郑春斐也质疑,为何透过售卖屋契的所得,非得注入公积金退休户口不可? 这让年长者的财务管理选择不多,一些年长者公积金户口本本就没有多少储蓄、且急需现钱用在医疗和退休生活开销。 “屋契回购计划的设定,应让年长者获得更实质的帮助,让他们拥有可支配收入。” 该读者也提出,建屋局并没有阐明,在出售部分屋契后,屋主是否还能出租整间房子,如此屋主可以和子女一起居住,又能从房租中获取额外收入。 对此,林丽丽强调,屋契回购计划让年长者,可回售组屋部分屋契给政府,藉此为退休生活换取稳定、持续的收入。 回售组屋的所得, 将注入公积金退休户口,以参与终身入息计划,每月领取入息。 民众在回售屋契的所得,都必须先填满公积金户头的全额退休储蓄额(17万1000元),确保未来民众能够获得足够派息应付基础生活开销。 “必须填补公积金的规定,是为了让退休年金收益和现金收益之间取得平衡,”而把屋契回购计划的年龄条件定在65岁,也让参与者能够直接从公积金派息受惠。
新加坡政府官网gov.sg脸书专页,上载一则文章,企图反驳日前网路上疯传的总理和部长薪资计算法。 有关文章反驳网路上指责,部长薪资的计算方法不明确,并提出在2012年国会已通过部长薪资白皮书,一切过于部长薪资的计算法都列明白皮书中。 根据官方说法, MR4初级部长年薪,乃是基本月薪+第13个月花红, 加上表现花红、年度可变花红(AVC)和国家表现花红的总和,大约为110万新元。 “如果部长表现不达标,或者国家经济表现不如预期,有关部长年薪可能少于110万新元。” 辩称总理220万年薪包含花红 其二,网传我国总理李显龙基本年薪为220万新元,加上花红等可高达450万新元。 有关文章则反驳,总理的基薪原本就设定初级部长的两倍,但是220万的年薪已包括花红。总理不领个人表现花红(总理是内阁最高领导,已没其他人可评估其表现),但是可接受国家表现花红。 全文至此,嘎然而止。这篇官方论述贴文,没有提到的是,总理获得的国家表现花红是所有内阁成员最高的,甚至可高达12个月。预计他在去年获得13个月花红(国家表现花红乘以最高六个月)。至于在2013年 ,估计他收到至少23.75个月的年度总收入,约为260万新元(月薪11万新元乘以23.75)。(参考本社早前文章:总理获最多?部长高额月份花红再掀议)。 不过,在这篇官方帖文中,网民的留言更为有趣,Samantra Ok就调侃:这就是为何为了避免猜忌和不信任,我总是给我父母看我完整的薪水单。 Shashi Kumar指出,部长们的表现应该由人民衡量,Mcgyver Rybatt则附和,那就用公民手上的选票来评估。 Jaichandra Rananujam建议,应设立供民众网络投票的平台,从1至10的等级来评估政府要员的表现,如同一般雇员要拿到花红,也需先经历一番评估。 Ryan Yap:民选的部长和政治职务者,都应该每年向民众公开他们的资产,这样才能避免无谓的猜测,或许这才比较符合“裸薪”政策? Adrian Ho:只要他们的薪资没有公开,他们怎么说都行,别只拿初级部长作比较。敢问高级部长的所得如何?他们的薪资终究是纳税人支付的,理应对纳税人公开,不是吗?
从2015年开始,国内至少有七座小贩中心,以社会企业模式经营。 本地有114做小贩中心,在2027年前,还会增减13座小贩中心。不过根据卫生部兼环境及水源部高级政务部长许连碹博士,日前在拜访淡滨尼综合站小贩中心时,曾对媒体表示,未来是否会继续沿用社企模式,还有待评估。 早前有小贩反映,他们在这些社企经营的摊位,被征收附加费用,例如高达1千200元的中央清洗碗盘费。而一般社企小贩中心,管理层所征收的中央洗碗盘费用,约介于600-800元。 淡滨尼综合站小贩中心,也被誉为首个24小时营业的小贩中心。 事实上,就有读者在两年前,在咖啡店集团旗下子公司OTMH,于2016年11月正式接管淡滨尼小贩中心前,致函本社申诉,有关社企管理层对小贩们的要求,形同要落实“现代版的奴隶制”。 当时,有关读者有意申请该小贩中心摊位,于是联系社企OTMH公司,被告知业者需至少营业12个小时,最长24小时。 鼓励小贩经营超过12小时 这意味着,要实施现代咖啡店24小时不打烊概念,管理层可以要求摊主们拉长经营时间,也更倾向于把摊位租给愿意长时间工作的小贩,最好是能24小时、每周七天都营业。 读者认为,小贩和其他辛勤工作的新加坡人一样,也需要休息和休假,他们也要陪家人子女。压榨小贩们的劳动和时间,剥夺他们应有的休息,藉此最大化小贩中心的盈利。 该读者也质疑,为何审核小贩申请资格的不再是环境局,而全权交给有关社企公司。 他认为,完全由该公司自行决定而不是公开招标,有欠公平。这是因为小贩中心是用公款建设,政府才是拥有者,社会企业只是管理小贩中心的代理人。 “为何他们(指社企)可以被赋予如此多自由,在不公布遴选过程的情况下,来自行选择小贩?” OTMH社企对小贩征收的附加费用如下: 桌椅清理:500元 碗碟清洗:700元 设施管理:300元 租用POS电子点餐和智能出纳系统:100/200元 其他小贩们需承担的费用还包括:摄影、白钢厨具、比普通数量2.5倍多的餐具、律师费和出纳系统的维修保养等等。 该读者认为,如果新的社企管理模式,要惠及普通民众,为何还要透过各种附加开销来增加小贩的负担。 国家环境局曾要求,每个小贩摊位应准备至少两道价格2.80元以下,民众可负担的食物。既要压低小贩食物价格,同时社会企业又以各种费用来压榨小贩们,令小贩们负荷不来。
昨日,一名网民分享,岳父疑在疗养院未获妥善照料,以致病情恶化,即使向卫生部申诉要求调查,两年后也未有结果。 此事在社交媒体引起广泛回响。在我国将迈向人口老龄化,我们的乐龄群体,是否能享有妥善、可负担乃至有尊严的长期护理照顾,一直都是国民关心的课题。 这名网民王光祥的岳父不幸在今年8月离世,留下的不仅是亲人的思念,还有高昂医疗开销。 事实上,两个月前,也有报导指一名女儿入禀法庭,向救世军安乐之家疗养院索赔10万元。诉方指其百岁母亲在居住该疗养院的六年期间,身上多处受伤、无故跌倒,甚至让母亲下身只穿纸尿片坐在床上,不顾其尊严。 目前,住疗养院每月的开销预计介于1千200元至3千500元之间,中位数成本也在2千400元,也要依据长者的状况而定。 使用疗养院服务的年长者逾万人。在2020年,预计我国65岁以上人口将突破61万,到了2030年预计达到90万。显而易见,包括疗养院、居家或中心式看护等的长期护理服务的提升刻不容缓。 在本月10日,卫生部长颜金勇,在国会透过书面回答工人党非选区医院吴佩松,曾提及疗养院的看护服务,是针对那些需要更多照顾需求的体弱年长者,故此不适合拿疗养院的看护成本与居家看护对比。 他建议那些面对财务困难的民众,可联系医疗社工洽谈,或者动用保健基金(medifund)。 1700人参与居家个人看护计划 此外,目前有1千700明乐龄人士,参与居家个人看护(HPC)服务。他们接受日常起居的辅助,如沐浴和饮食,以及打扫起居、添购日用品,也陪老人进行锻炼身心活动。 居家个人看护服务在津贴前,收费平均为每小时23元,也取决于受照顾年长者的需求。符合条件者能获得80巴仙的津贴。若年长者有需求,居家看护服务提供者也能提供社区和财务支援。 提升看护服务素质 根据早前连氏基金发布的长期护理研究报告,截至2017年3月,在长期护理领域有8千300雇员在疗养院、乐龄日顾中心工作,或提供专业居家看护服务。在2020年这些看护人才预计将增长至1万2千人。 但报告也揭露一事实,即相比韩国、日本、香港和澳洲等其他人口老龄化的经济体,新加坡乐龄看护人员,所得的薪资是最低的。 乐龄看护原本就不是简单任务,每个老人状况不同,例如失智症患者需要特别照顾,有时可能会不配合,令看护者和家庭至亲不免心力交瘁。 看护人员的工作量也不小,要顾及年长者饮食需求(例如哪些食物忌口)、对行动不便者需要更多的照顾,有时还得充当他们的心灵伙伴,排解寂寞。 据报告,55巴仙的外籍长期护理人员,平均在现有公司工作不到两年。繁重的工作量和相比之下较缺吸引力的薪资,也使得招募本地乐龄看护者面对一定挑战。 我国长期护理当前也仰赖外籍人士。这当中是否能改善审核面试的过程?同时,私人业者弥补政府看护领域不足固是好事,但其中是否有机制,去审核和规范这些看护服务提供的素质? 例如,若看护期间出状况,关于相关纠纷的投诉审理,也应有标准作业程序,是否必要召开三方会谈等。若让投诉者等上调查结果两年,实在说不过去。 再者,一些业者在出问题后,往往只是遣返涉事的外籍员工、向家属道歉就了事,但是业者还是能继续运营。 长期护理,就像医生和护士一样,应被归类为专门领域。它在人口老龄化社会角色吃重,对于提供服务的疗养院、居家看护业者,都有必要以营业审核和执照来规范之。
尽管一些小贩申诉,一些社会企业管理下的小贩中心,增设许多附加费用,不过环境及水源部长马善高日前在国会指出,中央洗碗盘等集中管理的模式,有助减轻小贩工作量和成本。 西海岸集选区议员郑德源提问,环境局是否能降低小贩们的负担,特别是一站式付费系统、电子支付系统、自动托盘回收和中央清洗系统等落实后,也成为小贩们需吸纳的部分成本开销。 对此,马善高以书面方式回答, 集中式的生产管理,例如中央碗盘清洗系统和自动托盘回收系统,旨在提升小贩中心的工作效率,特别是减轻小贩的工作量和解决人手不足问题。 减低请工人成本 “小贩中心的开设,是为了提供卫生且可负担价格的食物。政府协助改善小贩生活品质,同时也为未来挑战做准备,例如人手短缺和日益增长的劳工成本。” 马善高相信,在未来劳工成本增加的情况下,这些计划有助于降低小贩运营成本。 他指出政府也为这些计划落实的首两年,合资达70巴仙,以降低起始成本负担。 “中央式系统的推出,很受小贩欢迎,有90巴仙小贩都愿意使用中央洗碗盘系统。”他说,小贩们不需自行或请工人来回收并清洗餐具,还可省下买餐具的费用。 另一方面,马善高指出,去年10月,环境局推出小贩生产力补助金,为那些需要添购自动化厨房器材的小贩提供资金补助。在三年期限内,小贩们可以申请器材价格80巴仙的补贴,最高申请额为5千元。 “至今,环境局已批准了120个申请。”此外,政府也寻求私企合作,为有意增设无现金支付服务的小贩降低成本。 在清理方面,则施行根据供需和价格对比的公开招标,确保小贩们享有与价格对等的服务。 “我们仍会持续观察小贩们的运营负担,如有需要将着手协助他们更好地管理他们的生意成本。” 马善高应亲自走访小贩中心 或许马善高需要做的,就是到巴西立中路、茨园、淡滨尼等,特别是由社会企业管理的小贩中心,走一遭,亲自听听小贩们的心声。 除了中央洗碗盘系统,例如在巴西立中路的小贩,还被征收意义不明、300元的概念行销费,却不见得生意有特别被推广。 至于环境及水源部高级政务部长许连碹博士,本月7日拜访淡滨尼综合站小贩中心,对媒体表示社会企业管理模式明显有其好处,如增添小贩中心活力和增加食物多元选择,落实至今三年,当局还会继续观察评估。 就在昨日,环境局小贩中心署长Ivy Ong澄清,该小贩中心不是所有摊位租金都高达3千元,但她也坦言,小贩们的运营,必然会有附加开销。 一年60万的中央洗碗盘服务? 其中,中央碗碟清洗系统,一个月就要1千200元,该中心所有42摊小贩缴交后,至少可得50400元。一年下来,就有60万4800元。试问是什么样的中央洗碗盘系统,需要用到这么多钱? 而淡滨尼小贩中心,自2016年11月,就由所谓“社企“OTMH,KOPITIAM集团旗下公司所管理。 社会企业的定义,应该是以回馈和社会共同成长为优先,盈利其次。或许部长马善高和许连碹,都应该亲自会会OTMH负责人,好好了解有关小贩中心的中央洗碗盘系统是如何运作的。
疗养院疑出现照料疏忽,致使一名中风年长者病情加重,在陷入行动完全瘫痪、靠输管进食的两年生活后与世长辞。家人两年来不间断发电邮、联系卫生部调查,所得到的答复都是:请等候进一步调查结果。 网民王光祥,在一篇署名”无助的新加坡人“的脸书贴文分享,其岳父洪荣晟乃中风患者,在2016年7月29日,被安排住进一家疗养院。虽然有疾在身,但入院前仍很有精神,还能在辅助下行走、进食。 然而,住进这家疗养院,岳父的健康状况却每况愈下。最终在20天后,即8月10日因为情况紧急被送急诊,当时,他完全无法答话,被诊断严重脱水,家人甚至被告知作最坏打算。 此后,王光祥的岳父只能长期躺在病床,完全依靠他人护理,只能以输管进食,也无法与人正常沟通。如此生活根本没有任何品质可言。 洪荣晟的身体状况一直如此,直到他在2018年8月19日与世长辞,没能迎来两周后9月1日的65岁生日。 王光祥披露,疗养院护理人员声称,其岳父好动且不听劝,只好以束带禁锢,导致手腕出现勒伤,看护人员甚至没有注意到束带下有伤口,也没发现其岳父长期在床出现褥疮。 针对有网民询问为何不在家照料岳父,王光祥也解释,他们家是双薪家庭,意味着他们夫妻出外工作后,家里只剩下不善照料情绪化老者的帮佣和两名年幼小孩。为此当时把岳父交由疗养院专人看护,是较好的选择。 疑未正常喂食 ”我们不会丢下我们的家人,我妻子长期以来都是岳父的主要看护人,还要承担身为妻子、母亲和一名女儿的责任。“ 在疗养院住两周期间,洪荣晟亲人都有轮流探望他,每次带食物给他吃,岳父都显得饥不择食,令家人起疑,质问看护人员是否有正常喂食。职员总是回应”他没有吃完“,”他老是这样“来敷衍。 报警并投诉卫生部 认为疗养院出现护理疏忽,王光祥一家在两年前,就已报警,并投诉到卫生部,同时致函给全权拥有疗养院的KV Capital公司申诉。 “数日后,该公司首席运营官联系我们,在追问之下,得知了一些事实: 看护经理已经“呈辞”(或者“被辞职”并返回菲律宾) 负责照料我岳父的看护人员,也辞职回国了 没有岳父的进食、排便记录 闭路电视显示,我的岳父至少在两周期间,没有被带到饭厅用餐。“ 王光祥展示的一则疗养院负责人回信,也显示从8月8日至8月18日期间,院方基于洪荣晟好动和不听指示的行为,为他戴上束带限制行动,且没有被带到饭厅用餐。 这段期间,看护人员在洪荣晟的床位喂他进食,但却没有留下进食和排便记录。 王光祥表示,疗养院负责人承认失误,并答应豁免掉其岳父在住医院期间的费用。 警方基于此事未涉及刑事成分,更倾向于看护疏忽,为此无法受理;即使已经寄了无数电邮敦促卫生部,这两年来王光祥一家,所收到的却只有标准答复:请等候进一步调查结果。 他透露,卫生部调查官在2016年十月,与他的妻子录口供,曾披露在其办公室还有“一叠档案”,当中有超过两年的案例还待调查。 “难道那些因为疏忽而受苦,甚至生命凋零的病患们,还不足以引起卫生部的重视?两年的时间,还不够拿出有结论的调查结果吗?” 他质问,如果卫生部的宗旨,是确保乐龄人口享有素质护理,但这种缺乏责任感的态度,明显和以上宗旨背道而驰。 点名总理和卫长...
早前,总理李显龙宣布,将在明年起,为本国乐龄与行动不便人士逐步建设“活跃乐龄”健身房,预计到明年底将逐步增加至五个。 他是在本月8日,出席宏茂桥“活跃乐龄庆祝晚宴”上,宣布这消息。第一个活跃乐龄健身房也会于明年,在其选区宏茂桥设立。 他指出,健身房将设在成熟的公共组屋区,由人民协会、新加坡体育理事会和民众联络所合作建立,健身器材不仅适合乐龄人士使用,也欢迎年轻人前来健身。 部分健身器材也具备检测使用者健身和体能数据的功能。乐龄人士将获得一张会员卡,扫描后即可使用健身器材,也让仪器记录使用者的健身数据,藉此检视他们的健康状况。 人民协会的联络所也鼓励乐龄人士参与有氧健身操、舞蹈和太极等活络身心活动。 这类社区健身房,对于年龄55岁以下者将征收每次2.50元的门票,至于55岁以上则为1.50元,惟每周三则免费开放于乐龄人士。 老一辈:人民协会等同行动党 李显龙称,在宏茂桥选区的乐龄人士比起大部分国内市镇多。在上届选举,在所有17万6713名投票选民中,有78.6巴仙即13万5115人把票投给了李总理和行动党,得票率比2011年大选增加了9.3巴仙。 在2009年,时任内阁资政的已故李光耀,在一次公众对话会上,对于中国政府都会派官员来考察新加坡,感到自豪。 他曾说:“中国代表团发现,人民行动党只在勿洛设一小办公楼。但是他们所到之— 在居民委员会、在公民咨询委员会(CCC)和民众联络所(CC),都能看见行动党。”(内阁资政李光耀,《海峡时报》,2009年12月30日) 固然,居委会、公民咨询委员会和民众联络所,都是在人民协会的管辖之下。 本社曾在2015年大选后,访问蒙巴登选民,对于朝野候选人的看法, 其中50岁以上长者表示,对于行动党国会议员林谋泉较有印象,反之,记不起反对党候选人张媛容。 一些选民指出,他们常在人民协会的活动上看到林谋泉,人民协会主席也会在家访时,把林谋泉介绍给居民,这也是为何后者在其选区选民中留下强烈印象的原因。 蒙巴登选区,行动党借助人民协会和基层组织,赢取居民支持的策略,也适用于其他选区。背后是国家资源的支持,举办和推动凝聚社区居民的活动,藉此将党的印象由上而下深化到群众当中。即使没有堂皇的党所,但是无所不在、深入至日常生活的操控,才是行动党长期在选战中立于不败的原因之一。
早前,本地美食指南”食尊“(Makansutra)美食家司徒国辉,公开在网站痛批社会企业模式管理小贩中心,小贩们被征收租金及杂费等高达4千元,增加小贩开销,不利谋生。 其中,他也提及小贩必须缴交”硬币兑换服务费”、餐具清洗费和600元的品质检查费等。 不过,管理小贩中心的社企肥雄餐饮管理集团,早前回应有关600元费用,其实是非强制性的顾问费,旨在为有需要小贩提供专业服务,协助维持食品质量和卫生标准。 同时,小贩可自由选择50元的硬币兑换费服务,肥雄集团也澄清,是下属在与小贩沟通上出现信息误解。 “网络公民”记者在本月10日,前往肥雄集团管理的后港茨园小贩中心。国家环境局把该小贩中心的管理责任,外包给肥雄集团。 根据不愿具名的小贩透露,她有缴交600元的检查费,不过他强调,自去年起管理层就已开始征收检查费。去年收费高达700元,不过今年基于某些原因降价了。 至于50元的硬币兑换服务,不管有无用上,都必须缴交。她指着一个故障的自动付款机说:“如果这个还能运作,我们也要还钱。” 小贩:检查费列在合约内 另一煮食摊位则告诉“网络公民”,对于品质检查服务非强制毫不知情。记者告诉该小贩,肥雄管理层已向主流媒体澄清,检查费不是强制的,他则回应,如果在合约里列明必须支付,小贩们没得争议。 椰浆饭食摊的员工则指出,管理层从未告知有关费用是选择性的,只要费用被列在合约中,小贩要租摊位,就得支付。 烤肉摊东主则直言,既然列在合约里,小贩们没得选择,除非干脆不签合约。不过,他认为在茨园租小贩摊位,比起向私人咖啡店租摊位更加便宜。 然而相比之下,若小贩在由环境局直接管理的小贩中心经营,平均开销上,还是比社企管理的茨园小贩中心较低。 司徒国辉在其博文上提及,由社会企业管理的新小贩中心,小贩平均需缴交4千元,加上租金和林林总总的附加费用。相对下,比起新加坡知名的麦士威小贩中心最高标价者,每月2-3千元的开销还要高。 有趣的是,一名穆斯林小贩告知他无需支付600元检查费,由于他在今年二月才加入,貌似被安排在不同计划配套中。他说每月支付3-4千元费用,而水电费成了每月开销的变动因素。 其余有缴交检查费的小贩,每月开销也介于3-4千元之间,虽然一些参与特定配套的小贩可享有较低租金,但缴交检查费后,平均开销也相去不远。 据了解,肥雄征收的检查费也不划一,饮料摊位告知记者,他们必须支付1千元,而其他摊位只征收600元,小贩们都认为既然写在合约上,没什么可再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