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ebook on Tuesday (20 August) confirmed plans for a News Tab that will be edited by seasoned journalists, in a departure from its longstanding practice of...
为确保自雇人士退休后能够负担医疗费用,自2020年起,将试行“边赚边缴”保健储蓄模式(Contribute As You Earn)。人力部长杨莉明表示,目前由政府带头实行该计划,暂不打算在私人领域实施。 根据《海峡时报》报道,在与博纳产业总裁伊斯迈的对话环节中,杨莉明阐述,“边赚边缴”保健储蓄模式,针对为政府工作的自雇人士,如自由摄影师等,政府会在支付酬劳前直接填补他们的保健储蓄户头,为自雇人士带来更多方便。 目前自雇人士的收入净额超过6000新元,仍需强制支付保健储蓄的费用。杨莉明表示,该计划使他们无须担心在“低潮期”还得应付大笔支出,同时也能提前享有保健储蓄户头每年四巴仙的利息。目前自雇人士每年只需缴交一次公积金。 “边赚边缴”保健储蓄模式于去年3月推出,旨在协助填补自雇人士的公积金保健储蓄户头。 博纳产业总裁伊斯迈也询问,自雇人士若将贡献出最高金额到保健储蓄中,是否会获得其他公积金帐户的豁免权。目前保健储蓄的缴费率从四巴仙至10.5巴仙不等,均由员工与其收入净额所定,最高可达5760新元至7560新元不等。 公积金其他账户还包括,普通账户、特殊或退休账户。目前员工除了保健储蓄账户外,仍需为其他公积金账户缴费。 对此,杨莉明表示,公积金不仅仅是为了保健需求,亦为了保障未来退休生活以及购买房子,而自雇人士就如同一般聘雇人士,他们的公积金比例分配也应于一般聘雇人士相同,贡献20巴仙到公积金账户里头。 自雇人士在这10年期间,占我国劳动者的比率介于8至10巴仙,尽管去年则维持在8巴仙,但整体人数较前年减少。而政府于2017年起,逐步落实自雇人士劳资政工作小组的建议,包括推出新保险产品补贴因生病或受伤失去的收入、制定确保自雇人士准时获得酬劳的劳资政标准等。 上述劳资政标准自去年3月推出至今,已获约570家来自各行各业的企业所采纳,在采购自雇人士提供的服务前,先在合约中明文规定服务协议。
随着总理宣布,将调整我国退休和重新雇佣年龄,内政部于周一(8月19日)指出,虽然不受《退休和重新雇佣法令》约束,但是将在未来数月完成警员退休年龄的检讨工作;而国防部则认为目前的武装部队的退休年龄,仍然适宜。 李显龙总理于周日发表2019年国庆演说,宣布我国退休年龄和重新雇佣年龄将在2030年分别调高到65岁和70岁之后,所展开的行动。目前我国制服人员的退休年龄为55岁。 内政部昨日(20日)在回应《亚洲新闻台》询问时指出,由于对制服人员的工作具有严格要求,因此该行业军官都免于《退休与重新雇佣法》(RRA)的约束。 当局指出,严格要求包括了高水准的健康、敏捷度,及在面对具有潜在危机和不可预测环境时,承受物理冲击的身体。 “当局在确保拥有符合部门需求的人力前提下,定期重检内政部警备人员的退休龄,其中也考量到预期寿命(life expectancy)和健康生活年数的变化,以及我们官员们的工作能力和愿意工作的时间。” 尽量提供更多重新雇佣机会 内政部于2013年时,将内政部制服人员旗下服务的初级警务人员退休年龄调高至与高级警官一样,即从50岁调高到55岁。 “内政部也根据表现、行为和健身标准,重新雇佣警员。我们将根据部门内的需要,继续尽我们所能地提供重新雇佣的机会。” 3800人将逐步调高退休龄 另外,当局指出,部门内有3800名文职警员必须遵守《退休和重新雇佣法》,他们将与公共服务部门(PSD)合作,逐步调高他们的退休和重新雇佣年龄。 内政部此举,显示了该部门的3800人退休年龄和重新雇佣年龄都会被延长。公共服务部门于周一指出,将会在2021年7月,分别调高其部门官员的退休年龄和重新雇佣年龄至63岁和68岁。 武装部队退休龄定期重检 而在询及退休和重新雇佣年龄时,国防部(MINDEF)则表示军员们的退休年龄“至今仍然适宜”。 “作为具备基本需求去完成任务的军队,新加坡武装部队(SAF)的退休年龄方面,军官的退休年龄是50岁,准尉和专家的是55岁,军事专家则是60岁。” “这些军员的退休年龄至今仍然适宜,他们在取得地面经验和在军事生涯中实际需求及武装部队运作方式的专业知识方面,能够均衡分配时间。” 武装部队和国防部都会定期重检退休年龄,以确保达到武装部队的运营需求。 国防部长黄永宏在今年1月份的国会书面答复中指出,武装部队人员和军官们无需遵守商业公司和民间组织的退休年龄,他重申武装部队是一支有实际需求的军队。 “然而,与同等的平民工作相比,武装部队内部较短的职业生涯将与较高的薪酬待遇成对比。” “此外,武装部队也制定了特殊计划,为军人们的第二职业生涯做准备。自武装部队退休后,80巴仙退休者成功在半年内找到工作。”
曾卷入与国大诉讼持久战的田柳金(Jeanne-Marie Ten 译音),近期有意再入禀上诉庭,上诉此前高庭对其诉讼的判决。但首先她必须先支付高达两万元的担保金(security for costs)。 她目前正在网络平台发起众筹,向网民解释其诉讼来龙去脉,并吁请网民支持。她说,她必须在本月22日筹到两万元,并在26日提呈上诉通知,否则诉讼将不受理。 “据我所知,不论是英国还是马来西亚法庭,都没有所谓提成担保金的要求,但遗憾的是,这就是新加坡当前的处境。”她也非议如果在上诉陈情前还有先支付一笔费用,那么法律中保障国人有上诉的权益之意义何在? 2018年7月,高庭驳回田柳金起诉国大疏忽、违反合约、滥用职权及威胁的官司,指田没足够凭据证明指控。 但田柳金坚信,她有理由再把高庭裁决入禀到上诉庭,“在去年的书面判决,其实高庭也指国大也有不当之处”,但她认为尽管有大量文件证据,惟高庭并没有为她被开除和职涯被毁掉,要国大负起责任。 田柳金过去曾是国大设计与环境学院的硕士生,2002年入学。不过她指其导师于2004年利用她的学术研究成果,为一项个人学术作业申请津贴,尔后获教育部八万元津贴。但是之后导师拒绝在该报告中加入田的名字。 担心学术职涯受影响,当时田柳金也曾要求换导师,不过她指责校方站在导师一方,几经投诉都不得要领,她投诉到副教务长后,校方才召开调查委员会调查此事。 田柳金在2005年2月完成论文,但她表示数月后国大开出让田毕业的新条件:必须接受大学对于导师的处置。而田柳金的准硕士资格在2006年9月被剥夺。 调查委员会在2005年8月给予答复,认为她的投诉缺乏证据,因此不被审理。 但田柳金坚持继续向国大投诉,甚至在2012年入禀法庭,告国大违约、侵权和不当终止她的学位。 在审讯中,也曾揭露时任国大教务长江莉莉,选择不向田柳金透露调查结果。该调查报告指导师未善尽职责且应被谴责。但是有关导师却获得完整调查结果。 据法庭记录,田柳金在2012年正式提出控诉,但在2013年遭驳回,之后又于2014年提出上诉,隔年也遭驳回。五年来已耗掉10万元积蓄打官司。 律师叹狮城诉诸司法不便宜 诚如此前人权律师拉维感叹,“正义也不便宜啊!”(Justice is not cheap!)除了田柳金的个案,今年五月本地社运分子范国瀚因被判藐视法庭罪而申请上诉,也必须先缴付两万元的担保金。 事实上目前马国上诉庭和联邦法院申请上诉,是不需要缴担保金的,过去的费用的一千令吉马币,不过有关收费已在去年取消,确保当事人有申诉正义的管道。 “这就是在新加坡诉诸司法面对的可悲情况。甚至有时需仰仗有钱有势人家的协助。” 除了抵押金,向法院提呈诉讼的费用也非常贵,增加司法费用。“若说新加坡拥有全球最高昂的诉讼和法庭相关费用,我不会感到惊讶。”
双溪登加客工宿舍(Sungei Tengah Lodge)近日出现一则公告,自8月1日起,限制居住在宿舍的员工,避免搭乘公共交通去上班。 本社联系宿舍当局,对方指出,陆交局与人力部曾反映。居住在双溪登加客工宿舍的外来客工已对当地的交通运输造成负荷,续指外来客工去往工地的交通本应由公司负责。 本社英语站记者前往探访,发现从双溪登加客工宿舍的巴士,沿路经数家公共机构,包括军营和内政部培训学校,而不远处则是蔡厝港地铁站,巴士站内总是在尖峰时刻(早上与下午)挤满了人,排队位置并没有标定边界,因此乘客在等待公共汽车时。已形成了非正式的队列。 而记者访问一些在巴士站排队的工友,他们反映并未注意到有关不准搭公交的公告。但他们表示,确有员工专用巴士让他们共乘,但只有在特定时段才行驶。 记者在尖峰时刻造访忙碌的巴士站,发现搭乘公交的人。以工人、外来客工以及当地居民居多,而且巴士在尚未开动前就会坐满。 为此,宿舍负责人向本社英文站记者表示,曾建议那些雇主,为客工提供专巴或安排包车来往工地。目前包车的行程,是早上5点45分至7点15分娩,每隔10分钟一台,将送往三站:文礼、武吉甘柏以及克兰芝站,但并没有提及有无安排下午的员工包车。 宿舍负责人续指,他们也正在调查专巴的需求,以及是否为员工开设其他巴士站点。他亦指,人力部已表明雇主有义务为住在宿舍内的员工提供专车服务。 两周前一名社工也告知记者,当地客工确实有被指示只能搭乘私人交通工具,下令勿搭乘公共交通。社工透露,还是会有非正式的私人交通工具可前往小印度,收费一到三块钱不等。然而,这些私人巴士只有等到坐满人才会开车,这也表示他们无法预测开车的时间。 尽管课题含有歧视意味,但社工表示当地客工大都不敢申诉。 陆交局:不曾限制工友搭公交 为此,本社两周前亦询问陆交局,获得陆交局巴士服务部门(the Bus Service Development)资深行政官员Stanley Kang的澄清,根据《外籍员工宿舍法》(Foreign Employee Dormitories Act,简称FEDA),双溪登加客工宿舍,必须确保公司为宿舍员工安排足够的交通运输,往返他们的工作场所,但同时并没有限制工友搭乘公共交通运输。 Stanley Kang于邮件中指出,“条例的要求,旨在确保能够满足外籍客工的需求。令人遗憾的是,双溪登加客工宿舍却误会《外籍员工宿舍法》的意思,使人留下“宿舍居民不允许搭乘公共交通”的印象。” 他补充说,目前人力部已向宿舍厘清,立即采取行动向宿舍居民与雇主解释现状。 2013年12月发生的小印度骚乱,印度客工被一辆私人巴士撞倒后当场丧命,引发工友及路人不满,内政部设立调查委员会彻查骚乱原因,检讨应对现有外籍劳工聚集的措施,改善他们的居住和生活环境。2014-2015年,建立九家外籍员工宿舍,而双溪登加客工宿舍是目前9家外籍员工宿舍之一。
香港陷入“反送中”运动,而立基于香港、拥有2.7万人员工的国泰航空,因此前该航空工会曾发起罢工,引起中国民用航空局关注。后者要求国泰“参与和支持非法游行示威、暴力冲击活动。以及有过激行为人员”停职。 随后,国泰将两名分别被起诉暴动罪,和倍指不当使用企业信息的飞机师开除,另两名雇员被解雇。 而在本月16日,国泰英籍行政总裁何杲(Rupert Hogg)也宣布辞职,从19日生效。 至于在发给香港交易所的文告,国泰航空称何杲“确认呈辞是作为公司领导者,对公司近月所面对事件负责”。而何杲在一封内部邮件承认,连日来国泰饱受压力,“尤其再重要不过的中国大陆市场”,并表示国泰必须采取果断措施,重建外界对其品牌的信任。 在另一份声明中他说:“深感荣幸能于过去三年,以行政总裁的身份带领国泰航空。我对香港未来作为亚洲主要航空枢纽充满信心。我和卢家培作为公司领袖,对国泰航空在过往数星期经历的挑战,理应承担责任。” 根据《南华早报》报导,他曾在声明中指出“我们可以用较不同的方式处理吗?事后看来,答案是肯定的”,但他没有详细说明所指何事,相信是和雇员参与反修例抗争有关。 国泰主席:支持一国两制 香港国泰航空主席史乐山表示,最近所发生的事件令国泰航空对飞行安全和保安的承诺受到质疑,现在是合适时机任命新的管理团队。国泰航空全力支持香港实行基本法赋予的“一国两制”原则。 虽然英资太古集团(Swire Group)仍是国泰最大股东,但实际上中国国际航空,也持有国泰30巴仙股份。 而在本月20日,又有一名在国泰任职飞机师的香港泛民派立法议员谭文豪,宣布请辞。 他在留言中表示“中国民航局将手伸到香港,向本地航空公司直接施压,无疑是一场白色恐怖,由前线员工到集团CEO都因为这一场政治审判而被辞职。” 谭文豪在国泰航空工会发起的罢工,也有现身机场支持。 消息称北京曾讨罢工名单 何杲只填自己名字 至于何杲离职,有未确认消息指北京当局要求何杲交出罢工名单,但何杲只交出自己一人的名字。 台湾民进党立委王定宇也于周日分享上述消息,指令他想起台湾1947年发生的228事件,台南的汤德章先生一样选择牺牲自己,挽救许多当时参与反抗政府行动的台南社会人士及学生,即便被捕后遭刑求也坚决不透露任何一个姓名。 王定宇形容:“真正的勇士在面临重大选择时,展现出人性最高尚的光辉…Rupert Hogg 何杲先生!I salute you!”
中央医院一电器部件引起火警,70人包括病患和工作人员都被紧急疏散。 院方表示医院内第二座大楼地下层一楼的烟雾探测器于昨日下午1时50分被启动。 新加坡民防部队向《亚洲新闻台》指出,医院建筑内的一个电器部件引起小火患,该部件也在火灾中,于消防员抵达之前烧毁。 民防部队指出,“由于仍然传出浓烟,我们基于安全预防,紧急疏散了约70人。没有接获任何伤亡报告,火灾肇因仍在调查”。 中央医院首席运营官陈杰添(Tan Jack Thiam,译音)指出,疏散行动主要是出于极度谨慎的安全考量。 他指出,任何时候都要确保没有人处于危险当中,并表示在警铃响起后数分钟,院方紧急小组就赶到案发现场了。 他说,初步调查发现扫描仪器内的电器部件,因为过热而开始冒烟。而在现场的人们即刻关上扫描仪器。 火灾后,院方展开场地清理工作,让人们返回现场,并为需要进行扫描的病患安排其他的扫描仪器。 陈杰添指出,有关的火灾对院方服务影响甚微,并且为少数患者安排重新扫描程序。 “我们为这次意外所导致的不便深感抱歉。”
英国数据研究公司Comparitech日前针对全球120个城市调查,发现我国公共电眼分布比例,等同15台电眼监控近千人,监控指数排名全球第11位,亦是除中国以外,全球第三大监控城市。 根据调查指出,我国人口约563万人,安装在公共场所的电眼逾8万6000台,分布比例相当于每1000人就由15.25台电眼监控。相继是第12位至15位是阿布達比、芝加哥和悉尼。 尽管如此,我国的电眼数量仍不及中国城市多。调查报告中显示,在全球最严密监控的城市中前10名,中国城市占八成,位居榜首的是中国重庆以260萬支电眼最多,相當于每1000人有168.03台;緊隨其後的是深圳,以每1000人有159.09台;第三名则是伤害,以每1000人种有113.46台。 而其他非中国地区城市则是以伦敦占据第6位,以每1000人中有68.40台;亚特兰大则排名10位,以每1000人中就有15.56台电眼。 报告指电眼数量与犯罪率并无太大相关 但奇怪的是,Comparitech却在报告中指出,电眼的数量与犯罪率没有太大的相关。 “拥有大量的电眼只能说是提升安全指数。总的来说,拥有大量电眼,却没有一定让人感觉到安全”,报告称。 但执法单位在安装电眼时,总是以起为威慑作用,借此降低犯罪率为缘由。我国政府也曾表示,安装电眼时为了能够阻赫犯罪者犯罪,尤其是道路与交通安全相关罪行。 自2014年,为了对付猖獗的非法停车行径,我国逐渐在各地区安装电眼。据陆交局2016年曾表示,我国在2017年将安装130台电眼,协助打击交通犯罪。 2018年7月,交通部长许文远指出,陆交局已在138个地点安装超过880台闭路电视,而安装电眼有效减低非法停车行径,故将持续而行,希望能在九成的地区内安装电眼。 此外,警方也将在每栋组屋内安装电眼。2016年,《海峡时报》曾报道,将在未来四年内安装1万1000台电眼,并在2016年底前,完成安装6万5000台警用电眼。 对此,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表示,电眼的安装能够加强岛内的监控,降低恐怖袭击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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