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 its May Day message (1 May), the Workers’ Party (WP) calls for more support for all Singaporean workers, including older PMETs. In particular, WP noted...
An employment agency, SRC Recruitment LLP (SRC), was fined $78,000 in the State Courts on Wednesday (30 April) under the Employment Agencies Act (EAA) for insensitive...
邻国马来西亚槟城州政府,有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申请将槟城小贩文化,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槟州议员杨顺兴指出,已致函国家遗产局及旅游部,要求当局与我国一同联合提名”马国及新加坡小贩文化“。 “槟州政府希望国家遗产局与新加坡联合提名,因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规定,只有通过该组织遴选委员会的会员国,才能进行有关的提名。“杨顺兴亦说道。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2018年8月宣布,将申请“小贩文化”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然而,邻国的部分网民却认为,东南亚各国多半皆有小贩文化,除大马与新加坡外,诸如台湾夜市、香港大排档,以及印尼等地,都有不同型式的摊贩文化,故新加坡的小贩中心并非独一无二。 杨顺兴也指出,“槟州小贩文化比新加坡小贩文化更具特色,因为除了小贩中心,我们依旧还有路边摊。 “ 另一当地议员李凯伦,则担心马国在提名事宜上仍原地踏步,不够主动,或导致新加坡的小贩文化率先被承认。 目前我国为“新加坡小贩文化”申遗设立投票网站,获逾八万网民点击支持。
工人党在五一劳工节发表声明,认为我国PMET(专业人士、经理、执行人员与技师群体)仍面临无数挑战,呼吁打造公平竞争环境,并加强社会安全网、透过冗余保险计划等,减轻本地员工和失业求职者的不安和忧虑。 该党特别提到,随着S Pass工作准证持有者,在2018年增加1万1100人后,新加坡的PMET目前面对来自外国中等技术人员的新工作竞争。“这正好和外国劳动力的总体增长相吻合,扭转了2017年的下滑趋势。” “PMET面临着无数挑战,去年被裁减的当地人中,就有76巴仙是PMET,但是其中只有63巴仙的员工能够在六个月内找到工作。年长PMET的情况更糟糕。所有被裁减的员工中,有68巴仙是40岁或以上的人士。” 目前,新加坡有超过120万名PMET员工,占了新加坡本地劳动力的一半以上。 “到了2030年,平均每三名员工中有两人是PMET。” 收入不足,难应付支出 虽然有些被裁减的PMET可能在较后寻得工作,但是他们可能学非所用,以致赚取更低薪金,并且影响了他们的生活素质。事实上,很多被裁的本地PMET无法找到适合他们的工作,最终选择驾驶Grab以赚取每月两、三千元的薪金,远低于他们原本薪金的事迹比比皆是。 “未能充分发挥所学的人们士气低落,他们工作和收入不稳定,难以支付每日支出。” 工人党提出了四个支持本地员工的建议。 “首先,国人必须能够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下,与外国人展开工作竞争。所有工作准证和S Pass工作证持有者必须接受教育证书评估,确保他们的证书是真实的。两种工作准证持有者的薪金底线限制也要更严格。” 事实上,多次出现雇主被抓到从外国员工薪金中取回部分现金的案件,他们通过为外国员工向人力部申请更高薪金,企图骗过系统,以取得工作准证。 加强社会安全网 “第二,废除退休年龄,以便有能力并且希望继续就职的年长者能够不受阻碍的工作。政府也应该探讨在企业领域,尤其是中小企业领域能够雇用年长的本地员工。” 工人党指出,第三个建议就是,应该加强社会安全网,以便支持被裁减和失业的员工。 “工人党已经提呈一份冗余保险计划,为被裁员而在寻工的失业者减轻财务压力,减少本地员工的不安和担忧,并完善现有员工的再培训和再就业计划。” 工人党最后也批评,不能只将希望更长时间工作或全职兼职者,归纳为就业不足。 该党指出,“应该顾虑到还有员工技能和薪金,与员工资历不匹配的情况。政策制定者应更好地了解就业不足对不同阶层的影响,并且更好地制定解决方策。” “很多员工所面对到的经济冲击,并非只限于新加坡。世界各国的政府都缺乏危机意识,选择无视工人的声音。工人党希望新加坡持续保持一个开放的、全球性贸易国,但能强烈保护新加坡员工,包括PMET的福利。这是促进社会团结的唯一途径,对一个强大而团结的新加坡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脸书专页獅子島上: 新加坡人生活日記,前日发布一则照片,照片是华文小学二年级教科书的内页,内容和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有关。 作者提到:尽管新加坡建国领导之一李光耀,生前嘱咐不要在他身故之后有任何的造神。但是,新加坡华语小二年级的教科书,带点疑似“造神”的形态。 有关题为《伟大的园丁》的小学课本文章内容如下: 很多年前,他在荷兰村种下了一棵黄牛木。后来,他每年都会在这个小岛上种下一棵树。 现在,这个小小的岛国已经变成了大大的花园,到处都有高大的树木,遍地开满鲜艳的花朵。 我们住在这个美丽的岛国。我们热爱这个美丽的花园。我们感谢这位伟大的园丁,他就是见过总理–李光耀先生! 贴文作者提到,如果他有小孩的话,会教导他或她,建立新加坡不是一个人的功劳。 其实早在2016年3月,《海峡时报》刊载一则《我们的父亲,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旗帜》的文章,配图是由110名17至35岁新加坡人用4877块印有国旗的擦胶,拼成高3.1米宽2.3米的李光耀肖像。 这种吹捧和造神行为,就连李光耀的女儿李玮玲都受不了,当时让她直接宣告罢写《海时》专栏。 李玮玲直言这样的描绘,想起1976年隨父亲访问文化大革命时代的中国,中方安排大批孩子在街上列队欢迎。但是李光耀则不甚认同,曾指出新加坡人“不习惯面对过度、不自然发出的情感。”
自新加坡国立大学偷拍事件发生至今已经两周了,事件受害者国大生再次透过社交媒体平台,呼吁网民停止对涉事者进行网络骚扰。 她于昨日(5月1日)在Instagram上载了一篇名为“落幕”的帖子,表示她注意到大学正在展开变化,但是她向反对她曝光偷拍事件的网民进行反驳。 这名23岁的女生于上个月18日,在Instagram分享了她对国大没有对于去年11月在尤索夫宿舍厕所偷拍她的Nicholas Lim给予更多处罚,感到沮丧。 Nicholas Lim接到自警方发出的12个月有条件警告,并且被停学一个学期。他也必须写致歉函给马芸。 在Instagram分享的故事揭发了Nicholas Lim的名字和个人信息,并且很快就被传开,促使大学成立审查委员会,以进一步审查纪律和支援框架。 另外,包括自台湾完成学生交换计划而返回新加坡的马芸在内,逾600名国大学生参与了与校方的对话会。 国大校长陈永财教授随后向国大校友发函道歉,坦言没有第一时间为受害者提供足够协助,而教育部长王乙康则表示有关的处罚“明显不足”。 “停止讨论该对涉事者做什么” 马芸昨日对揭发事件后的一切,形容为“令人难以置信的疲惫,但是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满意的一周”,而且她很高兴“终于有改变了”。 然而她指出,涉事者并不值得因为他所做的事,而面对网络骚扰。 她也承认,有人对她解决问题的方法表示不认同,是公平的。 “对于那些说涉事者现在已经成为受害者的人们,我只能回答说,我真的希望他能获得适当的支持,并重新站起来,同时那些针对他和其亲友进行网络骚扰的行为,应该停止。” 目前只有国大和检讨委员会,有权利决定是否重申她的案件,并且决定所要采取的惩罚严厉程度,而不是网民或她自己来决定。 “我觉得现在是时候停止讨论别人应该对他做什么了,应该讨论我们如何改善现有社会。” Nicholas盼获得大家原谅 Nicholas Lim在上周接受《海峡时报》专访时表示,他对所做下的此项错误感到懊悔,并将继续接受辅导和帮助,以便成为更好的人。 “我想说,我到现在仍然对我做的事情感到非常抱歉。没有人应该承受我给马芸带来的那种创伤。人们谴责我和我的行为,这是我应得的。我都责怪我自己。我希望获得大家的原谅。” 呼吁其他受害者勇敢说出来 马芸在其Instagram的帖文上,诉说了她在事件发生后的数个月,所面对来自内心的偏执、困惑和厌恶。 “内心的猜疑永远不会消失。这个纠缠不休的感觉会一直存在你的脑海里,提醒你你永远不安全。” “我感到很挫折,甚至有时会在洗澡时感到崩溃,因为我会不停的担心。虽然他没有碰到我,但是我觉得我全身已经被侵犯了。这厌恶的感觉仍然存在我心中。” 马芸在她冗长的帖文尾端敦促其他面对类似偷拍事件的受害者,要勇敢的说出来。...
自《防止网络假信息和网络操纵法案》(POFMA)于4月1日提呈国会,引起各界人士声讨与议论,不少维权团体纷纷促请政府再三检讨相关法案,并且呼吁政府修订甚至是撤回相关法案。 其中,亚洲人权与发展论坛 (FORUM-ASIA)与世界公民参与联盟(CIVICUS)随即于4月2日联合发出声明。其重点为检讨该法案内容,认为“政府向本已受严密监控言论的社会大众丢出烟雾弹,以此抑制自由言论与异议。” 他们亦强调,该法案提供当局定义和裁定何谓“真伪消息”的权力,可能会剥削维权人士与团体进行网络评论的权利,并不符合人权法中言论自由的标准。 FORUM-ASIA和CIVICUS致力于保护与加强所有人权,包括发展权,加強全世界公民行动和公民社会的国际非营利组织。 各界对POFMA影响表关注 与此同时,亚洲互联网联盟(AIC)也发出文告说明,相关法律将赋予新加坡政府绝对的酌情权来判定真假消息。AIC表示,该项法案影响深远,政府过度介入已侵犯新加坡人民的自由言论权,必会对新加坡与国际关系带来严重影响。 虽然AIC对政府保护社会和谐、完整性与政治进程的目的表示支持,但对于“缺乏向公众,尤其是各方利益攸关者如企业、媒体、民间团体、种族与国际征询意见”而感到相当失望。 因此,该协会也表明立场,认为《防假消息法》的首要解决方案不应是对付细微差别和复杂的课题。 AIC也指出会积极与政府沟通来处理所谓的“错误信息”,同时也希望此法案不会对公共辩论与公开交流带来影响。 AIC是由互联网与技术公司组成的行业协会,协会成员含苹果、脸书、谷歌、智游网(Expedia group)、亚马逊、LINE、乐天、Airbnb、推特、雅虎以及繽客(Booking.com)。 独立文学出版商《社会思潮出版社》(Ethos Books)同声呼吁,“对整体法案的看法有所保留”,认为基于《防假消息法》,将赋予当局或执政人员权力去判断“不利和假消息”。文中指出,任何部长允许以“矫正错误”的原则,强制改正或禁止个人、企业或是网络上所发表的言论。 “更严厉监控” 然而,法案内并没有明确指引执政人员何为真假消息,亦无任何相关单位来判断消息的正确性。这很可能会默许部长以“假消息”的名义,禁止或“修正”部分不利于政府的异议与言论。 Ethos Books说明,真相往往是多元的,而该法案的推出,只会对存在对立立场的艺术与文化交流,造成更严厉的监控。 Ethos Books在文中更是强调其带来的后果,说明鉴于此项法案的原则,无论他所发表的言论是否真实,都将可能使个人受挫,同时也会对艺术工作实行严格审查。 国内外新闻媒体人吁成立独立审查机关,撤销过大权力 除上述民间团体对法案的呼吁,不少新闻媒体从业者也在4月18日提呈相关声明。他们均表示对于《防假消息法》非常失望,尤其是给予应属被动参与者的政府相对的权力打击假消息,打击媒体。 另外,文告内表示在该法案中并没有充分考虑到“事实的陈述”与“歪曲事实的造谣”,其中的细微差别,显示已侵犯自由言论权。 他们也基于《防假消息法》的内容提出相关建议,为能完善该项法案,首要对付假消息的原则应是将新闻媒体视为合作伙伴而非敌人。 接下来则是倘若《防假消息法》开始实施,应撤销政府过多的行政权,才能及时与新闻媒体沟通,建立密切关系来对付假消息。如同其他媒体从业者所说,他们亦重申应成立独立审查机关来判定真假消息。 另一方面,国际法律家委员会(ICJ)也强调于《防假消息法》所定义的假消息站在国际法律标准上是即“模糊”,也“不一致”。ICJ阐明,该法案的立场代表着掌权者能操弄权力来缩减一些重要课题的公共讨论空间,包括对政府的公开评论。 ICJ相信交换意见、有争议的评论以及自由获取信息是促使社会发展的要素之一,所以需确保言论的透明度、问责制和在重要课题上促成知情辩论。...
对于退休年龄和重新雇佣年龄的顶限上调,民间辩论一直没有停止过,距离上次的上调,已是20年前的事情了。上次的退休年龄是60岁,但是在1999年被调高到62岁。 但随着我国的生活水准提高,安全和健康保健等种种因素的完善,国民寿命延长。 2016年时,我国平均预期健康寿命(HALE)为73.6岁,即一个人在健康状况下能存活的岁数为73.6岁,有关平均寿命预计在2030年达到76.7岁。 政府鼓励国民延长工作年龄,声称有工作有工资,年长者陷入生活困境的几率就越来越低,也能为退休后生活储蓄更多。 新加坡制造商总会(SMF)符标熊认为,“随着新加坡人的寿命越来越长,活得越来越健康,退休和重新雇用年龄应该逐渐增加”。 劳资政工作小组小组领袖也表示,一些员工在50多岁、60多岁时还在偿还抵押贷款,或支持着孩子的教育费,需要有稳定的收入。因此,在今年3月宣布要调高年龄顶限后,为了让年长者重返职场就业,该工作小组展开了各种考量。 雇主扮演重要角色 根据Joanna Seow于3月14日在《海峡时报》刊载的文章中,引述专家说法,指需要考量的因素有三项,即帮助老年人为退休储蓄更多、解决年龄歧视问题、并帮助老年人获得更高质量的工作。 无可否认,这三项都是人们选择工作的主因之一。说白了,好的工作好的薪水,不仅仅是年长员工的选择工作的关键,也是年轻人的选择工作的关键。而要争取到好工作好工资,员工本身必须有很多优秀条件,包括良好态度、优秀技能和健康等。 过去,全国职工总会副秘书长王志豪曾指出,法定退休年龄不是工作的保证。无论是年轻人还是年长工人,是否获得工作取决于公司,但是公司是否能够维持工作岗位,则与工人的技能、态度和健康是否为公司带来价值有关。 因此年长者要工作的竞争对象涵盖各阶层,而在这方面,雇主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雇主必须提升基准年龄,提供从62岁到67岁,符合条件的员工再就业。这可以通过年度合同进行,合同内应列出工作范围和灵活的就业条款,例如工资和福利。 迄今,许多年长者已就业,根据2017年6月记录显示,年龄介于55至64岁的常住工人全职就业率为58.8巴仙,与36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国家的名单相比,排名第9。 职业安全是首要考量 除了医疗保健等政策,这些年长就业者面对了什么问题或困扰,都是政府必须正视的。 首个需要关注的现实问题,就是工作的安全。这可以在发生于4月4日午夜,在东海岸乐路乐斯广场(Roxy Square)停车场的洋汉殴打保安事件中看出。 该事件的受害者是年介60岁的保安主管,林清福。他在面对洋汉的挑衅时,表现非常冷静,会请同事录影,并且对洋汉明确传达自己的任务,这是非常值得人们学习的。 但是在面对洋汉不断地手脚触碰,甚至一拳挥过来的时候,林清福完全没有反击和自保能力。 善用年长员工智慧 保安的工作名副其实就是维护安全,尤其对深夜值班的保安来说,更要有足够的自保能力、敏捷反应和团队的安排。 这就显示了,在工作安排上,雇主还是有必要为年长员工考量,更要善用他们的优点,减少年龄歧视的情况。 就如《海峡时报》访问时一名在法国文化协会(Alliance Française)站岗的71岁保安人员,菲利普。 他在受访时表示,替代退休生活的享受,他在法国文化中心一星期工作六天,负责检查到访者,以避免非法侵入人士。...
三名官委议员,即特斯拉副教授、王丽婷和郭秀钦,针对争议性的《防止网络假信息和网络操纵法案》提出修正建议。 他们于4月30日发出联合声明,列出修正建议包括: 设立规定行使权关键原则(法案原则,Principles of the Act)的条款,其中包括针对严重错误,而非为打压意见、评论、批评、讽刺、模仿、概括或经验陈述的编篡法案; 发出的任何指示对公众而言是公开而合理的; 上诉程序必须迅速; 设立独立理事会,称之为“打击假信息独立理事会”(Independent Council Against Online Falsehoods),以便监督网络虚假事件,以及监督执法情况。该理事会的成员由国会特别委员会委任。 根据官委议员指出,法案原则指的是充分知情、自由和批判性的言论,对于良好民主的运作是必要的,因此必须谨慎执法,以避免言论自由受到影响。 “法案原则必须和执法权成正比,因此首先必须先试用限制性最小的工具(如修正令),只有在必要时才使用最严重的限制(撤销)。” 他们表示,有关的法案原则也将保护社会研究,因为“研究员会将由权威当局陈述的事实和社会谬论作对比,而在为了取证和获得更多知识,他们也经常反对既定的事实和想法。” 他们也指出,虽然鉴于网上谎言即使没有恶意也会损害公众利益,因此“同意”草拟法案的立法意图,但是他们认为法案仍然难以全面控制网络交流,因为它可能被行政部门和未来政府,用于进行具政治目的压制或冷冻辩论和发言。 忧赋予执法者过大权力 虽然政府保证不会用该法案来扼杀合法言论和批评,但是三名官委议员表明有关的草拟法案,并没有包含执法权限的保证,反而使用宽泛的措辞条例来界定虚假陈述和公共利益。 “我们担心这些条例赋予执法人员过大的权力,可以对网上通讯系统采取行动,而不是如政府向民众解释有关法案设立原由时,所保证会提供的保护。” 三位官委议员也指出网上假信息散播的速度快,对公众利益构成威胁,因此“需要有效和坚决的行政行为,而不是缓慢的司法程序”。
裕廊综合诊疗所将重新被发展、扩大现有范围,建设更宽敞、方便轮椅使用者行动的走廊,在医疗模式上还会采用更全面关注慢性病患的医疗小组护理模式。同时,同一地点也将增设一间可容纳700张床位的疗养院,以便与诊疗所相辅相成,更好地照顾当地的年长者。 卫生部兼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蓝彬明医生于4月30日,参观裕廊综合诊疗所后,做出以上宣布。 年长居民比率全国居冠 他表示,裕廊人口快速老龄化,年长居民比率是全国冠军,预计到了2025年,每四名居民中就有一人年龄超过65岁了。因此将会在裕廊建设全国第二所结合疗养院的综合诊疗所,首家综合诊疗所的疗养院设立于武吉班让。 蓝彬明也指出,慢性疾病会随着人口老化变得更常见,且更复杂,因此继续为人民提供方便和可负担医疗保健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建设更多综合诊疗所,支持公共领域的基础护理。” 据《联合早报》指出,建设于1988年的裕廊综合诊所,是先驱综合诊所营业前最为繁忙的诊所之一。 裕廊集选区议员洪维能指出,历时30的该诊所曾于2007年翻新,但是仍然接到不少民众投诉,指空间不足、设施老旧,因此他希望新诊所能提供更舒适的环境,并且减短候诊时间。 蓝彬明指出,新的裕廊综合诊疗将设立于距离原址150米外的现有学生宿舍,会比目前大2.5倍,预计在2025年完工,并且继续由国大综合诊疗所集团负责管理。而现有的学生宿舍将会被拆除。 他也提到,现有的综合诊疗所会继续营业,一直到新诊疗所完全投入运作为止。 新诊所将采用医疗小组护理模式,除了更全面关注慢性疾病病患外,还会协助幼儿疫苗、女性医疗和牙科服务等,与目前所提供的服务相同。 除了裕廊,实龙岗和登加预计也将在2025年拥有新的综合诊疗所,而到了2030年,我国预计将有30到32家综合诊疗所。
据英文媒体《海峡时报》报导,一项意见调查显示,四名失智症患者当中,有三名以上会感到被遗弃、孤单、羞愧和缺乏竞争力。 而让失智症患者产生负面情绪的主要原因,国人对失智症的不了解,产生刻板印象。 此项意见调查是由新加坡管理大学与新加坡阿兹海默症协会携手合作,于今年初开展,为期5周,邀请逾5600国人参与,其中包括失智症患者、看护者和一般民众。这是首个针对失智症开展的全国意见调查。 当中有32位患有失智症、1156名照顾者及4491名与失智症没有关联的普通民众。 国人对失智症的偏见颇深 研究显示,有30巴仙的照顾者对当众照顾失智症患者而感到难为情;56巴仙的受调者则认为失智症患者缺乏竞争力;不过也有90巴仙的人不认同失智症患者缺乏竞争力的观点。 研究也针对不同族群对失智症的刻板印象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家中无失智症相关的病人或对不从事相关行业的人,对失智症的有着最深的刻板印象。 其中,男性对失智症的刻板印象高于女性;而70岁以上的人存在较高的偏见;再来21岁到39岁的人,最后才是40岁到69岁的人。 为此,新加坡阿兹海默症协会执行董事Jason Foo认为:“研究证明刻板印象的存在一直都影响失智症患者与其家属的生活品质,故我们都应该要学习用正确的语言来表达,对失智症患者与家属提供更高的同理心,创造友善空间给失智症患者使失智症患者能够融入社区中。” 有超过57巴仙的民众对失智症的了解不足,至于他们在接触失智症患者是感到困惑;而近44巴仙的民众则对无法提供失智症任何帮助而感气馁;73巴仙的人认为他们仍有享受生活的权利,所以应改善失智症患者的生活品质。 “我们应努力改善失智症的刻板印象,他们仍可享有良好的生活品质,故应将焦点放在他们的能力而非不足之处。”Foo说道。 提升对失智症教育 失智症是因智能有障碍与減退,严重影响日常生活及工作情況。其所呈現之症狀为记忆力減退,判断力、抽象思考能力以及其他腦部機能均呈高度失常,至于行为及性格产生變化,其中以阿兹海默症最为常见的类型。 据新加坡心理健康学院(IMH)官方统计,60岁以上的群体中,10位就有一位患有失智症,而我国目前估计有逾8万案例,该项数据将逐年提升,预计在2030年会达14万。 研究结果也进一步证实国人需要提升对失智症的察觉与教育。 新大教授认为:“这项调查使我们体悟到,失智症课题虽是现今社会面临的社会课题,但国人却对失智症的了解匮乏,我和我的学生非常荣幸能够和阿兹海默症协会进行研究,提供民众深入了解、激发改变的潜能。
In a joint media release by the National Environment Agency (NEA) and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 (MOT) earlier on 21 March, driverless vehicles to sweep roads...
Two years ago, when Kwa Kim Li, who is the managing partner of the Lee & Lee law firm as well as Prime Minister Lee Hsien...
Indonesian prosecutors Monday demanded a 20-year jail term for a French man accused of drug trafficking, a crime punishable by execution under the country’s tough smugg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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