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ven that many of the dormitory residents have never been infected with COVID-19 and remain susceptible to the virus, the new infections continue to be detected...
樟宜机场集团主席廖文良,宣布将辞去主席一职,同时也卸下盛裕集团主席、淡马锡高级国际业务顾问、基金会成员等职务。 廖文良是在今晚(10日)发表声明,指出:“认识我的人,都知我在这些机构履行职务时抱有热忱。我不希望我目前的情况,影响我所属机构的董事局、管理层和职员,让他们无法专注应付许多更重要事务。” 他也强调,在前女佣案件,都与警方完全配合,对于高庭的判决,也表示“对司法有信心,也尊重高庭决定”。 总检察署早前已表示有意检讨此案,廖文良也表示,他和家人会继续配合协助。 高庭法官陈成安,在上周五的判决质疑廖家父子有“不当意图”,(improper motives),被告有充分理由投诉人力部,而廖家“先下手为强”将他开除。
While Singapore’s Penal Code protects vulnerable migrant workers such as domestic helpers against harm committed against them, there is little recourse under the country’s criminal justice...
Civil rights groups on Wednesday said Facebook has failed to address dangerous content in India and demanded that the head of public policy there be removed....
Mastercard and Singapore Tourism Board (STB) on Thursday (10 Sep) announced a partnership, with STB being the first National Tourism Organisation to join Mastercard’s City Possible...
by Issam Ahmed Headaches, confusion and delirium experienced by some Covid-19 patients could be the result of the coronavirus directly invading the brain, according to a...
The global death toll from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has topped 900,000 since the respiratory disease first appeared in China last year, according to an AFP tally....
续上周针对最低薪金制议题,在国会与执政党议员交锋,工人党盛港集选区议员林志蔚也投稿《联合早报》,续阐述对于最低工资和政府渐进式薪资模式的比较。 尽管林志蔚的国会辩论获得广大报导和讨论,惟他也认为,论述中某些较细致复杂的部分却似乎被埋没。他表示,朝野双方都同意有必要向收入最低的工友给予援助,而通过某种形式的最低工资制,来提高工友工资也是做法之一。 “国务资政尚达曼甚至把渐进式薪金模式称为“加强版最低工资制”,可见这两项提议之间并不存在巨大的差距。” 当然,从设计上说,制定最低工资确实有可能造成失业率上升,进而降低经济效率。在我们看来,为了加强社会公正,作出一定的权衡取舍是值得的。更何况,全球各地数百项研究的证据也显示,只要不把最低工资定得太高,最低工资制对就业的影响微乎其微,甚至无法察觉。 而政府渐进式薪金制(PWM)和最低薪金制的差异,在于后者主张定下一个简单划一、适用于经济体系中所有工薪阶层的最低收入水平。“相比之下,渐进式薪金模式则根据不同行业设定不同的最低工资,同时为工资增幅制定额外层级,让工友随着掌握更多技能、赚取更高工资。” 渐进式薪金模式自2012年首次公布,并于2015年起正式推行以来,仅涵盖三个行业领域,覆盖收入处于底层第30个百分位数的受薪工友当中仅20巴仙人口。 但是,若让渐进式薪金模式以更快速步伐覆盖所有行业,正如全国职工总会副秘书长许宝琨所期许,那至少就最低工资的概念而言,这两种制度之间几乎没什么实际区别。 唯一有待厘清的,就只剩下必须决定工资最低的行业应有的最低工资水平。由于所有其他行业的最低工资都不可能低于这个底限,因此工人党在乎的是,这个工资底限水平必须足以反映“生活工资”,意即足以维持基本生活费。 虽然渐进式薪金模式具备让工友提升技能的灵活性和奖励元素,看似有一定的好处和优势,但是林志蔚认为,设计更简单的最低工资制,成效会更显著。最低工资制体现了这项政策的目标:确保努力工作的国人能赚取足够收入来维持生活。 “工人党建议把最低工资定为1300元。我们是根据政府2019年一家四口的家庭平均基本生活必需品开支调查报告得出这个数额。当然,我们没必要固执地紧咬着这个数字不放。就如我在国会上回应其他议员提问时也曾说过,我的建议是成立一个独立的全国理事会来探讨这个问题,决定最低工资水平,并在必要时定期修订这个数额。” 第二,根据不同行业设定不同的最低工资水平,可能会间接鼓励业者抱着侥幸心态钻漏洞,以至于违背了推行这个模式的初衷。打个比方,一些雇主可能刻意篡改行业领域的类别,以便符合资格采用适用于这个特定行业的较低工资底限。随着更多行业推行渐进式薪金模式,这种滥用情况恐怕只会更严重。 第三,为不同的行业设定不同的最低工资水平、工资层级,以及种种条件和标准,只会使行政工作变得非常繁琐复杂。这还会带来额外的交易成本,并为制度注入诸多低效元素。这些额外的低效元素对经济可能造成的负担,比起从一开始就推行最低工资制,恐怕还要更沉重。 除此以外,渐进式薪金模式若无法全面推行到各行各业,到头来有可能只在那些较容易发放执照也较易监管的行业落实,而在无意间将组织较松散的行业里受雇的广大工友群众置之不顾。 “工人党清楚意识到,现阶段并非实行最低工资制的最佳时机。尽管如此,新加坡可以对建立一个更稳健的工资模式达成共识、作出承诺,待疫情结束后便可付诸实现。在这方面,副总理王瑞杰已表明,政府愿意对各项政策构想保持开放态度,当中包括最低工资制。我们期待在这个议题上与政府展开建设性的讨论。” 这种公开辩论和政策讨论对我们的社会是有益的,也反映了我们的选民和民主制度日趋成熟。 林志蔚指出,工人党相信,不管是最低工资制、渐进式薪金模式,抑或是其他工资模式,最重要的是采用的政策必须按劳计酬,用一天的实质工资奖励一天的实质劳作,以此体恤和照顾我们的同胞。 “这也是我们身为第一世界经济体应尽的最基本责任。”
本地自进入第二阶段解封后,一些派对巴士开始在驳船码头和克拉码头提供违例服务,陆交局也在两个月内扣押了六辆巴士。 据陆交局今日(10日)脸书贴文指出,派对巴士一般是经过大量改造,是为了迎合派对人士。而派对巴士可能会成为防疫突破口,威胁到乘客的安全,因此当局也正在侦办中。 有些派对巴士上的座椅改装后没了适当的安全防护,陆交局表示,若紧急刹车,乘客很可能往前甩,威胁到安全。 当局也表示,过去两个月里数次展开行动取缔这些不负责任的服务商,扣押了六辆派对巴士。 除了取缔非法改装,当局也发现其他的违例行为,包括在没有任何有效的巴士司机职业驾驶、保险和路税的情况下开巴士。 当局希望借此机会提醒公众负责任,继续遵守安全管理措施。公众若发现任何类似的派对巴士,可通过http://www.onemotoring.com.sg/ 向当局举报。
印尼籍前女佣巴蒂胜诉一事在我国引起关注,成为热门话题。原本被判两年监禁的巴蒂,因坚持自己并未盗窃,坚持上诉,最终在上周获得成功,改判无罪。而她也总算摆脱四年缠身的官司。 这场史无前例的官司证明了正义虽然会迟到,但不会缺席。在长达四年的“抗战“中,除了仰赖巴蒂坚定无比的信念,还有一群”功臣”,包括客工组织情义之家(HOME),以及辩护律师阿尼尔。 阿尼尔在近日接受情义之家的访问,而访问在裁决前一周录制,在判决后播出。在采访中,阿尼尔以谦卑谨慎的态度回应了巴蒂的案件,除了提到在巴蒂案件面临的种种挑战,也提到现今客工所面临的不公。 审判时间、对方优势,巴蒂处下风 说起巴蒂的控诉时,他已经明白自己要面对种种挑战,因为不仅是长期抗战,而且还是一场难打的持久战。 他解释,“我们需要处理大量的事务,或者至少是我需要处理大量的事务。在没有任何的助手下,我必须井然有序、运筹帷幄,清楚了解巴蒂的叙述。” 此外,面对顽强的对手,即检察官以及一个来自上层的家庭,阿尼尔表示,“这是我们的弱势,没有强而有力的证据。尤其是我们没有证明巴蒂的照片,事实上我们的弱点在于巴蒂没有拍很多照片证明我买了这些物品。” 然而,在独自面对各种挑战时,仍有庆幸的事发生 。阿尼尔说,“我认为比较庆幸的是,我们要求将所有物品呈现在庭上,一般的程序会在审判庭(Trial level)就完成,而到了上诉庭则改以口头呈现。然而,法庭同意我们,即指我们能够看见照片以外的证物。” “…慢慢地我们才能够前进,并质疑为何有人要偷垃圾?” 巴蒂的决心 但整起案件中令人感到震惊的,反而是巴蒂的决心。阿尼尔表示,巴蒂原本可以在被控时认罪,无需经历折磨的过程,但却一人独自扛起,坚决不低头。 “但让我说,撇除法律方面,我对巴蒂的决心感到意外地惊讶,因为她的压力不仅仅是来自法律,她还有家庭需要照顾,加上在新加坡的生活费用。在面临诉讼期间,可能无法与人交谈,甚至是没有朋友,没有人可以明白她到底经历了什么。” 阿尼尔坦言,若巴蒂在一早就认罪,或许在完成刑期后,仍能在其他国家重新开始。 巴蒂非特例,认罪只是“技术上”解决 谈及客工在面临不公时,阿尼尔表示许多客工并无法如同巴蒂有相同的决心和毅力,完成所有的审判过程。因此也赞赏情义之家的力挺。 “我认为大部分客工在与这些事情打交道时,关键之处在于他们必须呈现自己的故事。很多人并没有信心,或者说没有任何准备下,被要求说自己的陈述。这是一场令人相当疲惫的过程,所以一句“我不知道,我忘了”,比什么都更容易。” 阿尼尔认为,客工在政治层面并未有任何代表,每当问题爆发时,这些问题将会回归到司法系统,外籍客工在无法寻求协助之下,只有透过认罪和道歉解决了事,而人们也认为案件“技术上”得以解决。 “对他们来说,道歉或认罪是最简便的方式,他们在经过一小段的审讯后也会被送回家,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公正,也意味着,这只要“技术上”解决一个案件,这听起来很不错。请让我澄清,当我说“技术上”时,我说的是,试图找到有罪的人。” 阿尼尔也指出现今司法制度的缺陷,即无法为没有任何代表的客工进行保护,因此也表明有客工代表的重要性。 “当他们面临指控时,我们的司法制度不一定能够提供 保护。而我们作为一个比较先进的国家,我们必须意识到,如今的制度是无法涵盖到这些人,我之所以说,必须有适当的代表,是因为这些问题自然而然会被听到,但却缺乏这种代表,然后一直到事情爆发。”
In what appears to be a display of a continuing disconnect between the general populace and the ruling Peoples’ Action Party (PAP), Minister for Trade and...
自本周末(9月12日)开始,将放宽的四家本地巴刹人数管制,人们无需再依据身份证号码的尾数进入巴刹。 有关的四家湿巴刹为芽笼士乃巴刹、义顺环路第104/105栋的忠邦城湿巴刹、马西岭巷第20/21栋组屋的湿巴刹,以及位于裕廊西52街第505栋的湿巴刹。 虽然无需再根据身份证号码尾数进入湿巴刹,但是民众还是必须使用SafeEntry访客登记系统,以及遵守一米的安全社交距离。 根据身份证尾数限定进入湿巴刹的措施,是于今年4月22日开始实施。而环境局指出,当限制措施于8月13日开始,在工作日开始放缓后,湿巴刹外的人群管理和排队情况一直维持在可控制范围内。 尤其是在马西岭和芽笼士乃的湿巴刹外,工作日几乎看不到有排队的情况出现。 据当局调查,四个湿巴刹在工作日的平均客流量有显着增加,增幅约18巴仙至48巴仙之间。“这为湿巴刹摊贩带来更多生意,同时也为到来的客户提供更大的灵活性。” 当局也察觉到,周末的人流和过去三周相比并没有很大变化,且很少客户从周末转改到工作日进行购物。 芽笼士乃湿巴刹的人流量最多,甚至有逾百人在湿巴刹外排队的情况出现,;而马西岭的人流也不少,排队人数可多达70人,。另外两个湿巴刹则没有出现排队的现象。 在高峰时段,排队进入芽笼士乃湿巴刹的客户需耗时约20分钟,在马西岭湿巴刹排队则需花费15分钟。然而,环境局认为这都是在可“控制的排队时间”内。
On Wednesday (8 September), at a virtual media conference on Temasek’s performance about Mr Liew’s involvement in the his former domestic worker’s criminal charges, International chief...
People’s Action Party’s (PAP) Member of Parliament (MP) Louis Ng Kok Kwang revealed that he plans to raise the issue regarding secondhand smoke in Parliament. Pointing...
Minister for Law, K Shanmugam has publicly spoken about the high profile case of Parti Liyani, (Parti) the foreign domestic worker (FDW) who has been acquitted...